1950年，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乘车去剿匪，途中得知参谋在出发前打了电话，感觉不对劲，下令原路返回。第二天，侦察科长说：“昨天幸亏回来了，一股土匪在半路埋伏，要伏击你。” 这位15岁从四川宣汉农民家庭走出的红军战士，经历过长征时雪山草地的伤寒高烧，扛过百团大战的枪林弹雨，此刻站在恩施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来凤县的位置——那里盘踞着瞿波平匪部，区公所焦黑的木梁上还挂着半幅被烧残的布告。 四十多股上万匪帮把溶洞暗堡连成迷宫，机枪藏在百米深的崖缝里。王定烈没听副司令“稳扎稳打”的劝，把部队拆成营连排，重火器架在山尖当支点，尖刀班像楔子扎进密林。 为何一次电话就能扭转战局？那天返回司令部后，裸露的电话线在风中晃悠，王定烈盯着接线员躲闪的眼神，突然拍了桌子。银元买通的接线员供出匪首窃听的秘密，他反倒笑了——这现成的“顺风耳”不用白不用。 故意让通讯兵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主力明早从青龙寨进山”，匪探在茶楼里掐着指头算人数，回报“至少五六千大军”。第二天拂晓，黑虎崖方向传来爆炸声，真正的尖刀班正顺着藤蔓往下吊炸药包，瞿波平的老巢被炸得碎石乱飞。 有人说对付悍匪只能硬碰硬，但王定烈却在俘虏营里摆开了算盘——带枪自首的发路费，检举匪首的安排修路挣工分，连缴获的粮食都要让老乡过秤后留下字条。当五连战士把一布袋米钱放在空米缸里时，躲在门后的大娘悄悄塞过来一张手绘的匪巢地图。 来凤县的谷地成了匪帮的坟墓。通讯员在电话里“发愁”：“人手不够，只能往东退三十里。”两千多匪徒举着刀枪挤在谷底等“肥肉”，却不知王定烈的部队早已趴在两侧山岗，迫击炮的火光划破晨雾时，机枪子弹像割麦子似的扫过人群。 十四个月里，部队在三千多米的齐岳山踩出雪窝，在神农架密林中嚼着野果追匪。有战士饿得啃树皮，王定烈就把自己的马杀了分肉；老乡送来的茶叶，他让炊事班煮成大锅茶，每个班分一瓢。 1951年春，板桥镇最后一股土匪举着白旗走出溶洞时，恩施的集市又飘起了油香。茶园里采茶的姑娘哼着山歌，夜里挑灯纺线的窗户亮到后半夜，学校操场上，孩子们把“剿匪安民”的匾额擦得锃亮。 当年老鹰嘴悬崖边那挺机枪的位置，如今长满了映山红。王定烈后来常说：“打仗靠的不是枪多，是老百姓的心——你把米钱放在灶台上，他们就敢把匪巢画在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