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时，像一片倒悬的剑林。我七岁，钻进去就没了头顶。风一过，麦浪压下来，带着干热的土腥味，叶子边缘的锯齿咬着我的胳膊，一道红，再一道红，汗珠子滚上去，像撒了盐。 父亲在前头，脊背晒成了酱色，镰刀过处，麦子驯服地倒下。母亲捆麦捆，腰弯成一张拉满的弓。我负责捡拾遗落的麦穗，麦芒钻进布鞋，脚底像踩着一团火。 晌午最熬人。地气蒸上来，混着麦茬断裂的青涩气。我脸上的血道子被汗腌得发紧，一动就扯得生疼。母亲撩起衣襟给我擦脸，粗布划过伤口，我倒吸一口气，她却笑了：“麦子认生呢，割人的才是好麦子。”这话怪，可我记住了。后来很多年才咂摸出滋味：锋利的东西，往往长在结实的穗子上。 天黑透才收工。回头望，月光下的麦茬地白茫茫的，像一片安静的湖泊。所有的锋利都倒下了，所有的汗都渗进了土里。我抱着最后一捆麦子往家走，突然发现自己看得见远处的灯火了——不是长高了，是麦子矮下去了。 许多年后，当我越过更高的山，趟过更急的河，总会在某个炙热的午后想起那片麦地。原来人不是一夜之间长大的，是那些叶子划过的疼、汗水浸透的咸、太阳烙下的光，一层一层垫在脚下，垫到某一天，你忽然就能越过金黄的穗尖，看见地平线以外的天了。 麦子教会我的事很简单：低头割下去，才能抬头站起来。每一道伤疤下面，都藏着一粒等待破土的麦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