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早就步入了古稀之年，每次同学们一起聚会，大家都会取笑我，说我当年很勇敢，竟然主动向男生表白。其实，大家说的都是事实，当年离开北大荒时，我确实塞给了他一张纸条，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俩最终走在了一起。 我叫林晚，他叫陈志强，当年我们俩都是从上海来的知青，一起挤在漏风的土坯房里，一起在冰天雪地里抡锄头。我爹是中学老师，家里条件还算殷实，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我连锄头都握不稳，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疼得直掉眼泪。陈志强是隔壁知青点的，比我早来一年，看我实在熬不住，就偷偷把自己的手套塞给我，又教我怎么握锄头才能省力气。他话不多，手脚却麻利，队里的重活累活，他总抢着干，身上的棉袄永远沾着泥点子，袖口磨得发亮。 1977年的冬天，高考恢复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北大荒的各个知青点。那天晚上，知青点的煤油灯亮了大半宿，大家围在一起，翻着压在箱底的课本，眼里全是光。陈志强也动心了，他偷偷跟我说，他想考回上海，考同济大学的建筑系，他说等将来有本事了，就给北大荒盖结实的房子，让大家不用再住漏风的土坯房。我那时候也憋着一股劲，我想考师范大学，想回来当老师，教这里的孩子读书写字。从那天起，我们俩就成了伴，每天收工后，别人都歇着了，我们俩就躲在麦秸垛后面，就着月光啃书本。他数学好，就给我讲几何题；我语文强，就帮他分析作文。寒风刮过麦秸垛，发出呼呼的声响，我们的手指冻得僵硬，却还是舍不得放下手里的书。 离别的日子来得猝不及防。1978年春天，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和陈志强都考上了，我被上海师范大学录取，他如愿拿到了同济大学的通知书。知青点的人凑钱办了场送别宴，高粱酒辣得嗓子疼，大家说着说着就哭了。我端着酒杯，看着陈志强，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跳。我怕这一别，就是一辈子。散场后，我鼓起勇气，把早就写好的纸条塞到他手里，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我想和你一起，把北大荒的故事讲给后代听。我没敢看他的眼睛，转身就跑，跑到土坯房后面，才发现自己的眼泪早就掉了下来。 火车开动的那天，我在车窗里看到了陈志强，他手里攥着那张纸条，冲着我使劲挥手。火车越开越快，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到了上海，我们俩开始通信，信纸写得密密麻麻，字里行间全是思念。他给我讲大学里的新鲜事，讲他画的第一张建筑图纸；我给他讲我教的第一个学生，讲课堂上孩子们的笑声。那些信件，我一封都没舍得扔，全都整整齐齐地收在木箱子里。大学毕业那年，我们俩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纱，没有钻戒，只有两本红彤彤的证书，和一群前来道贺的同学。 这些年，我们俩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他成了一名建筑师，参与设计了很多高楼大厦，却始终没忘当年的承诺，退休后还牵头给北大荒的乡村学校捐建了图书馆。我成了一名中学老师，把北大荒的故事讲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听。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会拿当年的纸条打趣我，说我胆子大，敢主动表白。我总是笑着摇头，其实那不是勇敢，那是笃定，笃定他就是那个能和我过一辈子的人。 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带不走藏在心底的记忆。北大荒的麦浪，雪地里的月光，麦秸垛旁的读书声，还有那张攥在手心的纸条，都成了我们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那些在艰苦岁月里滋生的感情，纯粹又坚定，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熬得住岁月的变迁。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