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个苏联女兵看到一个日本战俘英俊潇洒，她悄悄对男人说：“如果你答应和我生一个孩子，我就带你回苏联，你答不答应？” 那是西伯利亚的战俘营，编号第716所，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郊外的森林区。那年秋天，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押送至此，番号、军衔全没用，统一是“俘虏”。 名叫吉村清的中尉在这支队伍中。他从奉天被俘，带着冻裂的手指和胃病，一路被押上了寒带列车。 苏联红军攻入满洲后，将约57万名日本军人押往劳改营。这些人多数在1945年10月前抵达，吉村清是第18列车的囚员，档案上标注“中等体力，具工程技能”。 这让他被分入木材加工小组，劳动内容是伐木、运输、拼装。每天十小时，换来一顿稀粥和一片黑面包。 他第一次见到阿琳娜，是在1946年2月战俘营卫生所。她是营区分配来的女卫生员，负责体检记录。苏联战后男人锐减，女性劳力填补后勤缺口成常态。 阿琳娜当年24岁，父亲死在列宁格勒保卫战，母亲在斯摩棱斯克失踪，兄妹失散。她有语言基础，在战前念过一年技术学校。 她注意到吉村清，是因为他的检查表备注“无传染病、骨架强健”。营区里传来过指令：对有劳动技能的俘虏进行长期观察，有条件可定向吸纳入苏籍工人体系。 一些女卫生员被授意“展开联系”，但怎么联系，没有说法。 两人交流从体温表开始。阿琳娜发现吉村清总在周五主动来复查，说怕牙疼恶化。那时她已经明白，他并非完全为了牙齿。西伯利亚没有浪漫，但有生理的现实、有孤独的妥协。 营区里已经传出几个苏联女工与日本战俘“固定搭档”的情况，有的甚至住进了简易棚。 他一开始拒绝，也害怕。可后来冻伤严重，脚指发黑，阿琳娜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给他调来青霉素。他那时明白，她不是单纯为了上头命令。 他们在第2食堂后面搭了个小灶，木板拼成的屋子，冬天漏风。阿琳娜用战俘留下的弹壳敲成勺子，吉村清偷藏的手表被她换成了两斤干面粉。 春天时，阿琳娜有了身孕，她没有告诉上级，而是让吉村清签了一张申请入籍的表格。 1949年战俘遣返初启。吉村清接到回国通知那天，阿琳娜在门口堵住他：“你走了，孩子怎么办？”那张表格起了作用，他被保留在名单之外。 其他人上了列车，他留在原地，身份从俘虏变成“劳动居民”。 这个故事无结局可言。后来很多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档案显示，有超过300名日本战俘申请自愿留苏，约有60人登记了与苏联女性的非正式婚姻。生活是沉重的，他们的孩子被称为“无籍者”，上不了学，只能进工厂。 阿琳娜没有等来婚礼，也没有等来登记，但她知道，在那个只剩寒冷与命令的地方，有人陪她过了一段不是命令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