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南京，汪精卫年仅18岁的儿子汪文悌在警察的押解下，接受审讯。面对审判，汪文悌并未否认自己的罪行，如实的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法官。 几个月前，他和母亲陈璧君、伪政权要员褚民谊一同被关押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整日在牢房里摔打搪瓷碗，而汪文悌总蜷缩在铁床角落，手里攥着半截铅笔——那是他从广州带来的旧物，笔杆上还刻着模糊的“营长”二字。 办案人员后来回忆，这个少年比他母亲配合得多。开庭那天，旁听席本以为会看到又一个顽抗者。毕竟陈璧君在预审时就拍着桌子喊“我无罪”，可汪文悌站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得像张纸，不到十分钟就低声说：“我愿意认罪，我知道我做错了。” 这声认罪让整个法庭静了几秒，随后响起细碎的议论声。谁能想到，四年前的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里，这个少年曾当众扇过大队长一耳光。当时他梗着脖子，校服领口歪着，教员们大气不敢出——谁都知道他是汪精卫的儿子。 大队长当天就上报“此子目无尊长”，可批示下来却是“年轻气盛，不必深究”。那之后，学校里“特殊学员”越来越多，连出操都要单独划片，汪文悌自己也说，那时总觉得“身份特殊”，走路都带着风。 1944年，16岁的汪文悌被派到广东当营长。三个同学跟着他当保镖，下部队第一天，他站在晒谷场上，手里攥着本翻旧的《军官手册》，结结巴巴地训话，说到“军纪”二字时还得停下翻词典。 有老兵后来回忆：“他连正步都不会踢，却要我们听他指挥。”不过这段荒唐日子很短，1945年3月，汪精卫病重，汪文悌陪着去了日本名古屋医院。 病房里消毒水味呛人，汪精卫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抓着汪文悌的手用气音说：“回去别乱说话。”汪文悌就坐在病房门口，一夜没合眼，铅笔在纸上划了又划，最后只写了个“怕”字。 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名古屋。汪文悌买了最早的船票回国，可南京的汪家早已人去楼空。10月14日，白云机场，军统特务拦住他和陈璧君时，陈璧君冷笑一声：“你们早晚得来。”汪文悌没说话，只是把那支刻着“营长”的铅笔递给了特务。 押到南京后，陈璧君在庭上大声否认罪名，反倒是汪文悌显得异常平静。法官在判决书里写“被告年幼可原，其态度亦属坦诚”，最终判了一年六个月，缓刑五年。 这刑罚在当时真不算重。有人说他是沾了“年幼”的光，也有人猜是“坦诚”救了他——毕竟伪政权要员里，能主动认罪的没几个。 刑满后，汪文悌去了香港。他住在深水埗的小单间，白天在工地搬水泥，晚上趴在工棚的木板桌上看桥梁结构图。有工友说，这个戴眼镜的男人总低着头，水泥糊满指甲缝也不吭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搞基建，广东省基建办找到他协助桥梁项目。他带着一箱子图纸来，每个焊点都标着三种方案，却从不出席开工仪式，总戴着安全帽混在工人里。 有人提起他的过去，他就低头擦眼镜，镜片上的水泥渍怎么也擦不干净。2005年，77岁的汪文悌站在南京一处纪念雕像前，看了很久。 秋风卷起他的衣角，他低声说：“做了错事就应受到惩罚。”说完转身就走，背影佝偻得像个普通老人。没人知道，他口袋里还装着那半截铅笔——笔杆上的“营长”二字早已磨平，只剩下光滑的木质触感，像一段被岁月磨平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