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年，朱元璋要杀李善长，李善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我都76岁了，还能干什么？”朱元璋冷笑：“司马懿七十多岁尚且叛主，你难道不也是吗？”这番话让李善长哑口无言，默然看着朱元璋，老泪纵横...... 李善长出身书生，擅长算学和法律，不习刀兵，却能在军中管理粮草，处理文书，朱元璋识得其才，遂留他在身边，在他的协助下，粮运、人心安抚和军纪整顿得以顺利推进。 元至正十四年，40岁的李善长在滁州拜见比自己小14岁的朱元璋，彼时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麾下偏将，地盘狭小、兵力薄弱。面对朱元璋“天下大乱何时休”的疑问，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献策“知人善任、不妄杀戮、收拢人心”，这番见识让朱元璋当即聘他为掌书记，将核心后勤与文书事务托付于他。 此后十余年，李善长始终是朱元璋最可靠的“后方支柱”。攻和州、取太平、下集庆，朱元璋在前线征战，李善长则在后方搭建起稳固的补给体系，粮草调度从无差错，即便在最艰难的转战岁月，也从未让前线将士陷入断粮危机。他还擅长调和诸将矛盾，引荐贤才，就连郭子兴想挖走他时，他也以死相拒，这份忠诚让朱元璋感念许久。 明朝建立后，李善长的地位达到顶峰。洪武元年，他被册封为韩国公，位列开国六公之首，俸禄四千石，是刘伯温的十几倍，还获赐“免死铁券”，可免自身两死、子一死。他主持制定盐铁专卖、茶法、矿冶等制度，剔除元朝旧制弊端，短短数年便让国库充盈，百姓生活渐趋稳定。朱元璋巡视开封、徐达北伐期间，李善长留守南京“便宜行事”，大小政务处置得当，尽显治国之才。 但功高权重之下，李善长的行事逐渐失了分寸。他身为淮西集团核心，门生故吏遍布朝堂，退休后仍能影响朝政走向，一手提拔同乡胡惟庸担任左丞相。胡惟庸密谋造反时，曾多次拉拢李善长，虽遭拒绝，可他那句“我老了，死后你们自便”的模棱两可之语，已为日后灾祸埋下隐患。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念及开国功勋，并未牵连李善长，甚至仍让他署理御史台事务。但李善长并未收敛，反而接连犯下致命错误：洪武十八年，弟弟李存义父子因涉胡惟庸案被流放，他未向朱元璋谢恩；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捕获胡惟庸联络北元的使者封绩，他知情后隐匿不报；更有甚者，朱元璋病重时，他与驸马李祺多日不上朝问候，遭御史弹劾“大不敬”。 这些行为不断触碰朱元璋的底线，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洪武年间的政治逻辑。朱元璋登基后，为巩固皇权，对功高震主的开国功臣始终心存戒备，胡惟庸案已株连万人，蓝玉案也在酝酿之中，清洗权臣成为必然趋势。李善长虽无明确反迹，但他所代表的淮西集团势力过大，即便年届七旬，其威望仍能凝聚旧部，这对急于为子孙扫清障碍的朱元璋而言，仍是不可容忍的威胁。 1390年，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其与胡惟庸往来密切，诸多隐匿之事浮出水面。朱元璋顺水推舟，以“交通逆党、心怀两端”定罪，即便有免死铁券，也架不住“谋反”这等重罪。李善长跪地求饶时，或许真的自认年老无力为恶，却不懂朱元璋忌惮的从来不是他当下的能力，而是他身后盘根错节的势力与潜在的威胁。 最终，76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全家七十余人遭株连，唯有驸马李祺因娶临安公主得以幸免。临死前，他烧毁家谱后三页，让三个幼子连夜出逃，只求保住李家最后一丝血脉。这位辅佐朱元璋三十年、功比萧何的开国元勋，终究没能逃过“鸟尽弓藏”的命运。 从历史脉络来看，李善长的悲剧既是个人行事失度的结果，也是皇权集中的必然。他懂治国理政，却不懂帝王心术；知伴君如伴虎，却未能及时功成身退。朱元璋以司马懿类比，虽有牵强，却道破了封建帝王对权臣的终极恐惧——权力的隐患，与年龄无关，只与威胁有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