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乾隆icon亲自审问川陕总督张广泗icon，下令严刑拷打。张广泗满身是伤，但还是不停辩白。乾隆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这年正月，张广泗被从四川押解回京。他穿着枷锁，跪在瀛台，面对皇帝时说了第一句话：“金川之事，非臣不力，实敌之顽。” 金川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朝堂上几乎成了“噩梦”的代名词。乾隆十年起，清廷为平定川西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前后投入数十万兵力、数千万两白银，却久战不决，损兵折将。张广泗正是这场战争的前线统帅之一，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绑在金川战局上。 张广泗是汉军旗人，出身并不算显赫，却靠军功一路往上爬。康熙、雍正两朝，他在西南、西北多次参与平定土司、叛乱，积累了丰富的边疆作战经验。乾隆继位后，对他颇为器重，任命他为川陕总督，把西南军政大权交到他手里。在皇帝看来，这样一个“老成宿将”，足以搞定一个偏远土司。 金川战事一开始，清廷上下普遍认为不过是“剿一小撮乱民”，很快就能凯旋。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闷棍。大小金川地区山高谷深，碉楼林立，当地土兵熟悉地形，善用滚木礌石和火枪伏击，清军在陌生环境中屡屡受挫。张广泗虽然在战场上打过不少仗，但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模式。 他最初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试图通过修筑营垒、逐步推进，压缩叛军空间。这种打法在平原地区或许有效，在金川却被地形和碉楼体系死死卡住。清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伤亡，而叛军依托碉楼，以少击众，屡挫清军锐气。战事一拖就是数年，军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乾隆性格强势，对军事本就自负，他无法接受一场“小战”打成持久战。前线不断传来失利消息，朝中开始出现指责声，有人说张广泗“畏敌不前”，有人说他“指挥失当”，还有人暗指他“糜费军饷、中饱私囊”。皇帝的耐心在一点点被消耗，对这位老臣的信任也在悄然动摇。 真正让乾隆动了杀心的，是战局与奏报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广泗在奏折中多次强调金川地势险要、敌军顽强，请求增兵增饷，同时也不断汇报“小有斩获”“贼势已衰”。乾隆远在北京，看到的是巨额军费开支和迟迟拿不下的战局，他本能地认为，问题不在敌人，而在前线统帅“无能”甚至“欺君”。 1748年，乾隆决定换帅，派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经略军务，实际上是对张广泗的不信任投下了明确的一票。讷亲不懂边地战事，又急于立功，到前线后频繁干预指挥，与张广泗矛盾重重。两人互相掣肘，军队更加无所适从，战局继续恶化。乾隆得知后，将责任一股脑扣到张广泗头上，认定他“推诿卸责、贻误军机”。 1749年初，乾隆下令将张广泗革职拿问，押解回京。从四川到北京，数千里路程，他戴着枷锁一路北上，昔日封疆大吏的威风荡然无存。他很清楚，等待他的多半不是公正审判，而是一场早已定好结局的政治清算。 在瀛台被审问时，他仍试图从军事角度解释失败原因：金川地形特殊，碉楼坚固，土兵凶悍，清军不习山地作战，补给线过长，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他反复强调自己“已尽人事”，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皇帝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可以替这场失败负责的人。 乾隆最反感的，是他那种“事出有因、非我之罪”的态度。在皇帝眼里，身为朝廷重臣，受国家厚恩，就应该“不成功便成仁”，而不是在战败之后还不断辩解。张广泗的每一句“实敌之顽”，在乾隆听来都是在指责朝廷决策轻率、准备不足，这触到了皇帝的自尊底线。 审讯过程中，乾隆下令用刑，本意是逼他认罪服软，没想到张广泗虽然身体被打垮，嘴却依然很硬，坚持认为自己无罪。这种“硬顶”，在专制皇权面前等于自寻死路。乾隆终于失去耐心，以“老师糜饷、失机偾事”等罪名，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张广泗被杀后，金川战事并未立刻好转，直到后来换用傅恒、岳钟琪等人，调整战术，辅以招抚，才勉强结束战事。从结果看，这场战争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决策失误和准备不足，并非一人之过。张广泗之所以成为替罪羊，既因为他确实指挥不力，也因为他恰好站在风口浪尖，成了皇帝维护权威的牺牲品。 从制度层面看，清代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前线将领的行动空间有限。一旦战事不顺，皇帝既不愿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又不能公开否定整个体制，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找一个高级将领开刀，以“明正典刑”来安抚舆论、震慑军队。张广泗的悲剧，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几乎是注定的。 金川之役和张广泗之死，暴露了乾隆朝军事决策中的深层问题：过度依赖皇帝个人判断，缺乏专业的军事咨询机制，前线实情难以及时、准确地影响中枢决策。这种体制在顺境中可以凭借皇帝的能力维持运转，在逆境中却极易通过牺牲前线将领来掩盖结构性错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