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延安，毛岸英自莫斯科归国，父子19年重逢，笑容腼腆。 延安王家坪那天不算热，老槐树把台阶遮得斑驳。 一身苏军军装的年轻人迈进院门，脚下一顿，抬手敬了个板正军礼。 毛泽东从条凳上站起来，伸手去拉他，只说一句：“好哇，回来就好。”十九年没见面，话却说得像刚出门走了一遭，倒把周围人都弄得一愣。 这孩子的命，一早就被战争拧偏。 八岁那年，母亲杨开慧被捕，他跟着进牢房，不久亲眼送别母亲。 母亲牺牲后，党组织连夜把兄弟几个转到上海，托给董健吾照看，最小的岸龙终究没熬过去，病死在辗转途中。两个幸存的少年，为了活命捡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肩膀还没长硬，已经在街头被风吹来吹去。 一九三五年，兄弟俩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日子这才稳下来。 后来，毛岸英进莫斯科列宁政治军事学院，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白天对着沙盘地图，晚上啃书。一到苏德战争，他被编入苏军第一方面军坦克部队，当连队指导员，从苏联一路打到波兰。 前线冬天冷得咬人，战壕里全是泥水和硝烟，他这个中国面孔夹在一群俄国士兵中间，骂人、做动员都用俄语。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投降，他回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对方递给他一把小手枪作纪念，这一段后来常被提起。 同一年年底，他踏上回国的路。 几经辗转进了陕北，来到王家坪，院子不大，槐树很老，父子俩挨着坐在台阶上说话。毛泽东伸手摸摸这个已经一米八左右的儿子，脸上那股紧绷劲松下来，饭量也好起来。 想到远在苏联的毛岸青，他赶紧提笔写信，一口一个“亲爱的儿”，字里行间难得轻松。 刚回延安的毛岸英，身上带着一股“洋劲儿”。他穿苏军军服、西装，走路爱耸肩，手上动作多。 毛泽东看了一阵，把自己穿过的旧灰布军装翻出来，递过去让他换上。 衣服宽大，袖子长一截，人却乐呵呵穿着，到处跑。家里饭桌刚坐熟两顿，毛泽东就把人赶去吃大灶，说得干脆：毛泽东的孩子不能搞特殊，让人说闲话可不行。 组织安排他进中央宣传部，当文书，翻译外文资料，编辑中央参考，英语、德语、俄语轮番上阵。到了周末，王家坪大礼堂一放舞曲，他穿上马靴，套回那身挺括的苏军制服，舞步利索，很扎眼。 延安不大，谁骑马好、谁跳舞帅，一传就开。 有一天，有人当着毛泽东夸他，骑着朱德的马，上宝塔山一圈，威风得很。 毛泽东脸上的笑意收了几分，把儿子叫来，半句玩笑、半句敲打，说出“出风头”三个字。接着把话说重：延安是“圣地”，是农民和土地托起来的地方，眼睛不能老盯着马背和舞台，要学会往下看。 在苏联喝牛奶吃面包，如今到了黄土地，就得吃五谷杂粮，书本上的事只算学了一半，还差一门“劳动大学”。 一九四六年春节刚过，这门“大学”就开学了。 毛泽东决定，把大儿子送去当农民，拜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师。他交代得很细，自己背行李，带上口粮和种子，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家坪到吴家枣园十几里，有车不坐，有马不骑，毛岸英背着包，挑一斗小米，一步步走过去。 那个村子原叫南枣园，因为出了吴满有这位劳动模范，改名吴家枣园。 一九四六年，毛泽东亲笔给吴满有生日题词“天下有名”，把儿子送去这样的人身边，看重得很。 吴满有头一回见到毛岸英，从头看到脚，只觉得人精神，心里却嘀咕：是真来干活，还是走个过场。听说王家坪那边车马都没动，又看见那斗小米，心里才稳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嘴上还是客气，不让毛岸英上山，说“你来了就行，哪能真下地”。 毛岸英笑，说不劳动不向你们学，回去没法见父亲，说着已经拎起锄头往地里走。 在吴家枣园，他和大儿子吴凌旭同工同宿，白天下地犁地、点种、拔草、浇水，晚上挤在窑洞热炕上聊天。消息很快传遍四邻：毛泽东的儿子在这里当农民。 吴满有更小心，把自己搬到门口的门板上睡，说挡风，其实守着门。 春寒刺脸，他怕岸英受凉，把王震送给自己的新毡帽硬按在孩子头上。毛岸英记在心里，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呢子大衣送给吴家的二儿子吴仲贵。 地里干活，就得“跟着做”。吴凌旭脖子上挂个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毛岸英也学样，猫着腰往前挪。烈日一晒，后背和胳膊起了一串串水泡，一扯一把皮，疼得倒吸凉气。 吴满有赶紧用鸡蛋清和香油调膏，轻手轻脚给他贴上。 从犁地到收割，他把学来的门道记在随身本子上。闲下来，他学唱信天游，和村里年轻人摔跤，遇到娃娃，就蹲在地上写字，教他们认几个大字。有一次，他和吴凌旭进城办事，碰上文艺演出，被劝留下看戏，毛泽东那边得知后，不同意，说“劳动大学”的学生课不能落。 周恩来听说，心里一酸，说这孩子从小吃苦太多，是不是要求得太狠。 毛泽东却笑，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很多年过去，这段父子缘被一遍遍提起。刘思齐说，毛岸英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头一个。 那张一九四六年在延安的合影里，父亲目光沉定，儿子笑容有点腼腆，中间隔着的，是十九年的颠沛流离，也是往后必须和人民站到一块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