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河间阐阁村女青年徐素娥，到沧州火车站送丈夫参军。 发现一个拉车的车夫有些眼熟，过去搭讪几句。车夫先是装聋作哑，随后转身就走。徐素娥恍然大悟，大声喊道：这拉车的是大汉奸孙树桐，快来抓他啊。 1945年农历腊月二十七，阐阁村的村民们都在准备过年。 孙树桐的真实身份，其实在河间一带早就传开了。他原本是当地一个小商人的儿子，早年读过几年私塾，识字不多，却学会了察言观色。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河间，急需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当“联络员”，他抓住这个机会，主动投靠日军，被任命为伪保长。表面上，他替日军催粮催款、抓丁拉夫，背地里却借着职务之便，向日军出卖地下交通员的行踪，导致多名抗日干部和群众被捕。 1943年前后，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日军实行“囚笼政策”，频繁进行“扫荡”。孙树桐利用自己对各村地形和人际关系的了解，为日军带路，多次夜袭村庄，抓捕正在开会的村干部。据当时冀中军区留下的战史资料记载，河间一带多个村的抗日政权被摧毁，与他提供的情报有直接关系。他因此在日军那里颇受信任，被当地群众称为“铁杆汉奸”。 抗战胜利前夕，孙树桐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妙。日本败局已定，他知道自己一旦留在本地，必然遭到清算。1945年春夏之交，他利用一次替日军押送物资的机会，带着多年搜刮的钱财悄悄出逃，从此在河间销声匿迹。战后，当地人民政府曾多次组织人员调查他的下落，但由于他刻意隐瞒身份，改名换姓，又长期流窜在外，始终没有确切线索。 1945年农历腊月二十七，阐阁村村民忙着准备过年，这一天对他们来说，既是传统节日，也是对战争创伤的一种慰藉。但对许多家庭来说，团圆饭上永远少了一个人。那些被孙树桐出卖而牺牲的村干部、民兵和普通群众，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刻在当地的烈士纪念碑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有一个曾经的伪保长充当了帮凶。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全国已经进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内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各地公安机关对潜伏的汉奸、特务进行全面排查。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徐素娥在沧州火车站意外认出了孙树桐。 徐素娥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他，是因为抗战时期她家里曾多次被他带人“搜查”。那时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亲眼看到他当着日军的面，把自家仅有的一点粮食强行拉走，还逼问父亲有没有给八路军送过信。父亲不肯说，被他扇了好几个耳光。这些画面在她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她对这个伪保长的长相刻骨铭心。 那天在火车站，徐素娥本来只是送丈夫去参军，心里既骄傲又不舍。突然看到一个拉车的车夫，身材、走路姿势和侧脸都让她觉得熟悉。她下意识地上前搭话，对方却眼神躲闪，刻意装聋作哑。这种反常反应反而让她更加怀疑，脑海中闪过多年前的记忆，她几乎是凭着本能喊出了那句：“这拉车的是大汉奸孙树桐，快来抓他啊。” 车站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迅速围了上来，将孙树桐控制住。经过初步审问和比对资料，确认他正是当年河间一带的汉奸伪保长。他在逃亡的几年间，先后在天津、沧州等地流窜，靠拉车、打零工为生，平时极少与人深交，生怕暴露身份。但他没想到，自己最终会栽在一个当年受害村民的记忆里。 孙树桐落网后，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重新梳理了他在抗战期间的罪行。根据查证的材料，他不仅多次为日军带路“扫荡”，还曾参与指认被抓群众中的抗日骨干，导致多人被杀害或送往东北做苦工。 1952年，人民法院依法对孙树桐进行了公开审判。在法庭上，他对大部分罪行供认不讳，只是一再强调自己当时“也是被逼无奈”。但从历史事实来看，他并非被动卷入，而是主动投靠日军，长期为其服务，并且在关键节点上多次出卖抗日力量。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法律和社会舆论中，都被认定为严重的汉奸罪行。最终，他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一结果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也让不少受害者家属感到一丝迟来的公正。 从整个事件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反运动，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与普通人的记忆、情感和现实安全紧密相连。像徐素娥这样的普通农村妇女，本来只是在完成送丈夫参军的朴素心愿，却在偶然间成为历史清算的一个重要环节。她的举动，既是对个人记忆的回应，也是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 把视线拉长一点，孙树桐的人生轨迹，其实折射出抗战时期一部分人的选择与结局。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有人选择站在国家和人民一边，哪怕付出生命；也有人为了眼前利益，选择投靠侵略者，最后在历史的审判中付出代价。这种对比，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大量档案和史料得出的客观事实。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回望这样的故事，不只是为了记住一个汉奸的下场，更是为了理解：历史的清算往往会迟到，但很少真正缺席。那些曾经以为可以靠隐姓埋名逃脱的人，最终还是会在档案、证人记忆和社会整体的历史记忆中被重新“找出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