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川军144师代师长张昌德率部投日，反对的团长黄克烈被强行裹挟。在投敌仪式上，黄克烈被气得突然昏倒在台上，不省人事。 张昌德是四川荣昌人，他以他的姑父潘佐为靠山，逐步在川军第50军站稳脚跟，担任144师下属的430团团长一职，1941年，144师师长唐明昭遭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撤职查办后，对144师师长一职，垂涎已久的144师430团团长张昌德通过一番运作，成为了144师的代师长。 黄克烈与张昌德的出身和路径完全不同。他并非靠关系上位，而是从基层一步步打上来的职业军人。早年在四川地方部队当兵，因作战勇敢、做事沉稳，被选送进军事训练机构深造。学成后回到部队，从排长、连长一路干到团长。他带兵以严著称，对纪律要求极严，却也从不克扣军饷，对士兵的伙食和装备格外上心，因此在官兵中口碑很好。 144师所在的第50军，长期在第三战区作战，防区范围大致包括安徽、江西、浙江交界一带。这一地区地形复杂，日军、国军、游击队、地方武装交织在一起，关系盘根错节。部队既要与日军正面作战，又要应对敌后复杂的政治环境，补给却常常跟不上。许多川军部队本来就装备落后，加上战区物资分配不均，基层官兵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日积月累。 张昌德当上代师长后，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整训部队或改善补给上，而是继续通过潘佐等人在高层活动，希望把“代师长”的“代”字去掉。由于缺乏战功支撑，他在师里的威信并不高，部分团级主官对他颇有微词。为巩固地位，他一方面拉拢亲信，另一方面开始与日伪方面秘密接触，企图通过“投诚”换取更大的权力和物质利益。 黄克烈对张昌德的异常早有察觉。他在团里多次提醒部下，无论局势多困难，都不能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他曾在一次营以上军官会议上公开表示，宁愿战死，也绝不做汉奸。这些话很快传到张昌德耳中，两人矛盾迅速激化。张昌德认为黄克烈是阻碍自己“另谋出路”的绊脚石，黄克烈则认定张昌德已经在原则问题上越线。 1944年，日军在华东、华中地区发动“一号作战”，国军防线在多处被突破，第三战区压力剧增。部分国军部队在突围失败或被打散后，出现成建制投敌现象。张昌德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终下定投日决心。他先是控制了师部要害部门，又以“调整部署”“转移防区”为名，将部分团级部队集中到指定区域，黄克烈团也在其中。 投敌前，张昌德并未向全体官兵公开真实意图，只是以“与友军接洽补给”“商议协同作战”为由，召集主要军官参加所谓“联席会议”。等到黄克烈等人到达会场，才发现对面坐着的是日军军官和伪政权代表。现场已被日军和张昌德的亲信控制，任何人提出异议都会被当场压制。黄克烈当场怒斥这种行为是“背叛国家”，却无法改变既定事实。 黄克烈昏倒后，被抬下台急救。他醒来后并未改变立场，仍明确表示拒绝在改编文件上签字。张昌德虽不敢公开处决他，却也不愿放他离开，于是采取软禁方式，将他安置在一处偏僻住所，派人严密看守。黄克烈在这段时间基本失去对部队的指挥权，他原来的团则被拆分、重组，编入伪军序列，官兵中不少人因不愿为日军卖命，士气低落，甚至出现逃亡现象。 张昌德投日后，所部被纳入汪伪政权军队体系，接受日军指挥，主要任务是协助日军维持占领区治安、配合“清乡”行动，以及对付坚持抗日的游击队和小股国军。这类伪军部队在作战中表现普遍不佳，多数官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并不愿意真刀真枪地为日军卖命。日军对他们也多是利用和防范并存，并不真正信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对伪军进行大规模收编、整肃和审判。张昌德因带头投敌、长期为日军效力，被认定为“汉奸军官”，最终被依法惩处。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克烈虽然曾被裹挟参加投敌仪式，但在事后调查中，大量证据表明他自始至终拒绝与日伪合作，也未参与镇压抗日力量。经审查核实，他被排除出汉奸名单，恢复名誉，只是军旅生涯已难以再上高峰。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国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在压力和诱惑面前选择投敌，有人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中仍坚持底线。黄克烈昏倒在台上的那一幕，表面上是个人情绪的爆发，本质上却是一个军人在民族大义与现实胁迫之间做出的无声选择。它提醒后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一时处境，更要看关键时刻的立场和行动。 这段历史也折射出敌后战场的残酷现实：许多部队长期孤军作战，补给匮乏、信息闭塞，很容易在绝望中被分化瓦解。像144师这样的川军部队，原本带着“出川抗战”的热血，最终却出现成建制投敌，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更与当时军队体制、补给机制和战区指挥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那段复杂而沉重的历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