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晚年的胡适在抬北住宅前和儿子、儿媳还有孙子的合影，合影中的胡适依然是穿着长衫 六十年代的台北小院里，胡适站在门口，长衫还穿得板板正正，旁边挨着长子胡祖望、儿媳和小孙子。 照片上人不少，其实一眼就能数出少了谁——少了那个一九二一年出生的小儿子胡思杜。 胡思杜生在安徽，名字里的“思杜”，寄着胡适对恩师杜威的敬意。 小时候脑子灵，嘴也甜，就是不太肯死守书桌，父亲又常年在外，父子见面本来就不多。一九四一年，胡适做驻美大使的最后一年，把他送去美国念书，指望七八年读出个学位来。 结果在两所大学间打转，书没读精，文凭也没拿到，只多出一副散淡脾气。 这个家本身带着老式味道。 胡适十四五岁时就和比自己大一岁的远房亲戚订亲，对方读书不多，相貌普通。 一九零八年他远赴留学，二十六岁学成回国，才第一次见到未婚妻，当场完婚。 那时他在学界名声渐响，身边不缺仰慕之人，却始终没翻过这门包办婚姻。两人后来有三个孩子：长子祖望，次子思杜，还有一个小女儿早早夭折，只在家谱上留了一行字。 一九四八年夏天，胡思杜从美国回到北平。 几所大学看在胡适名头上，请他去当老师。胡适心里有数，知道儿子学问根基薄，把邀约一一推回，只说“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托人把他安插进北大图书馆，既图安稳，也盼着他在书架之间慢慢补课。 同年冬天，北平就绷紧了。 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败局难挽，蒋介石一面抢运黄金白银和美钞，一面“抢救人才”。胡适这时是北大校长，在离开北平前一个月的校务会上拍板北大不南迁。话刚说得铿锵，南京很快连发两封电报，说专机即将飞赴北平，要接的人名单里有胡适，有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史学大家陈寅恪，有历史学家陈垣，还有毛子水、钱思亮等人。 一边是“不迁”的北大，一边是写着“抢救”二字的飞机，这个结只能自己吞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胡适终究带着妻子和行李登上飞往南京的专机。 临走前，妻子给胡思杜留下一箱细软，母子劝他同行。他只是摇头，说自己是普通平民，没有官职，也没得罪过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不会拿自己怎样”。 那天之后，父母南去，儿子留在北平，这一家再没团圆。 不久以后，胡适转赴美国，以“民间外交使者”的身份四处奔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南京参加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说起离开北平，自称“弃职的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渡艰危”，说到激动处声音发颤，台下安静得能听见叹气声。 外人只当名士自责，他心里惦记的，还包括北平那个小儿子的下落。 一九四九年后，批判胡适的文章一波接一波。 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日报》上已出现点名批评；一九五四年运动进入高潮，持续十个月，全国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两百多篇文章，北京开批判会十六次，最后汇成一部《胡适思想批判》，字数超过一百万。 这些文章他几乎一篇篇翻过，看着看着就在报角写两句俏皮眉批，放下时只淡淡一句“不值一驳”。 一九五五年前后，对胡适的全国性批判差不多收尾，胡思杜多少松了口气。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党内外提意见。他以为机会来了，认真写下不少教学改革的意见交给院系领导，心里盘算着，多表个态，总能往前挪半步。 风向一变，他成了重点对象，最后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一击来得太重，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几年前已经写文章批判父亲、公开划清界限，亲情都豁出去了，为何仍躲不过“胡适之子”这四个字。 人在恐惧和迷惘里越陷越深，精神一天天往下坠。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他在唐山上吊自尽，年仅三十六岁，只给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简短遗书。 胡思孟把堂弟葬在唐山郊外，立了一块小木牌。 后来因为和胡适有亲戚关系，他被定为“黑帮分子”，押到宝鸡修铁路，熬到那场风暴结束才回到北京。再去找当年的坟地，小木牌早已不见，只剩记忆里的一个方向。 胡适在台北临终前，把遗产规规矩矩分成两份，留给两个儿子，并不知道小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只以为他沉默着活在大陆某个角落。 提起那篇批判自己的文章，他说过一句话：“最后，连沉默也没有自由。” 胡祖望一九六二年从美国赶到台北料理父亲后事，面对母亲追问，只敢说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老人家当场昏厥；后来他在美国度过漫长岁月，于二零零五年离世，享年八十六岁，生前表示愿葬在台北父母墓旁。 在墓地东南侧，他特意立了一块约四平方尺的小碑，刻着“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算是替弟弟补上一块迟到的石头。 他曾在那场运动的后期托人给大陆亲戚写信打听胡思杜的下落，信件被交给领导，无人敢回。 再看那张六十年代台北的合影，长衫在镜头里还算体面，只是照片外面的人生，早就一道一道裂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