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可圈可点的伟大贡献，因为他培育出三位杰出的人物，前二者就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世之英杰。后者就是教育家萧子升，有着突出的成就！” 长沙人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既是在称赞学生，也是把一顶沉甸甸的帽子按在老师头上。 一八七一年，这位后来被称作“先生”的人，生在长沙板仓，又名怀中，字华生，是杨开慧的父亲。 年少时在岳麓书院里读书，抬头是山色，低头是经卷，耳边整天围着“诚”“静”“敬”这些字眼，他把守信、自省、安静用功当成根，不爱争名夺利，不肯空谈大话。 多年后对青年说，人要“欲栽大木拄长天”，其实就是把自己吃过的那碗苦功夫端给学生。 维新风起，他加入南学会，追着新学跑，对谭嗣同心服口服。 日记里记着，研究学理十多年，常觉如雾里看花，读到谭浏阳《仁学》，才有“豁然贯通”的感觉，还感叹谭浏阳英灵充塞宇宙，不可死灭。维新失败，他没有随波喊冤，转身钻进《皇朝经世文编》和王船山史论，从魏源那里学经世之学，从船山那里学看王朝兴废，把书本上的义理一点点往现实里挪。 一九零三年，他离乡出洋，先去日本主攻教育学，宣统元年又赴英国专攻哲学、伦理，中途还到德国旁听。前后近十年，他埋在哲学、伦理、心理、教育几口“深井”里，一九一三年才带着满身学问回到湖南。 这段经历让他格外清楚：光在纸上打转救不了国，书要用在课堂上、用在人的性情上。 回国后，他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商业专门学校、长沙一中、第一联合中学等校任教，课堂上讲伦理学、教育学、哲学。 开口常挂一句：“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在他心里，政治和教育搅在一起，没有像样的政治，教育难有好环境；没有扎实的国民教育，所谓善政也站不稳。 政变是自上而下的“粗迹之变”，来得猛、去得快；教育是自下而上的慢工细活，要改的是脾气、习惯、眼界，他甘愿一辈子蹲在“打地基”的位置上。 学生怎么评价他，长沙人并不吝啬话头。 曹典球写过，说他对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然于胸，又时刻反省自身，凡事先细细分析，再出口成文，经师、人师两样合在一身。跟他读过书的青年，常说以前看世界只像隔着纸糊窗户，看久了眼花，他讲过几学期课，好像窗纸突然被戳破，冷风灌进来，不太舒服，却看得更清楚。 一九一五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在北京问世，他很快订来杂志，自己先一册册翻，再往学生和朋友手里塞。 湖南后来能这么快接受新文化，他算头一批播种的人。 讲起课来，他一面借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批评封建“三纲”过分压低卑幼、纵容尊长，容易养出暴虐残忍之风，一面又提醒青年不能把自己的传统全盘砸碎。 中国经史子集在他眼里是遍地宝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性格，文明不能整套照搬，学西方要挑着学，要用新眼光整理旧学，再把东西洋文明放在一炉里慢慢熔。 这一思路，在学生那里留下清晰痕迹。 一九二零年，毛泽东写信给周世钊，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统，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江山，而东方多半就是中国文明，青年应先把本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弄明白，再到西方留学，才有比较的余地。熟悉杨昌济课堂的人一看就懂，这种说法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一九一八年，他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 那几年，他站在讲台上，也在讲台下替学生张罗前路。 蔡和森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他写信托人，想办法资助、介绍；毛泽东北上寻路，他知道这个学生爱书、也耐得住清苦，就撮合他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有口饭吃，又能泡在书堆里。 谁也没想到，馆里那个抄卡片的青年，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那么重的一笔。 新民学会的缘起，同样绕不开他。《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得明白：会员大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先听了他的“绪论”，才慢慢形成一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这里长出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那时都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青年，在清水塘一带开会、写文章、议变局，他在背后点头赞成，还鼓励他们一起筹划湖南大学，把湖南教育往前推一格。 新民学会旧址门坊上那几个“沩痴寄庐”的字，至今还挂在清水塘畔，看得见当年的起点。 再看被长沙人那句话点名的三位学生，走向各不相同。 毛主席后来带领党和人民走过风雨，成了带领中国翻身的领袖；蔡和森远赴海外，在思索道路和革命实践中牺牲；萧子升把心血压在教育阵地，做了一辈子学生的引路人。 三人性格不一，遭遇各异，却在青年时期同坐一个课堂，同在新民学会里忙前忙后，这个共同的起点，让那句“培育出三位杰出人物”的感叹听起来并不虚。 一九二零年，他在北京病逝，只活了四十九岁。 噩耗传到长沙，许多学生沉默许久。 多年以后，新民学会旧址还静静立在清水塘边，板仓故居也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人们走过那条青石小路，抬头看一眼门坊上的字，大概都能明白：这位讲“诚”“静”“敬”的老师，当年悄悄种下的树，如今枝叶已经撑满半边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