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清晨六点，南京雨势未歇，军区门口一辆越野车匆匆驶出，车里抱着厚厚一叠文件——那是王近山遗体火化、悼词审批以及治丧等级的所有材料。按照当时的规定，文件送不到北京，丧事就只能以正军职规格草草办理。这位打遍华北、两淮、川黔的猛将，最终却要“以军级告别”，消息让许多老兵难以接受。 南京总医院的病房仍存着急救时遗留的药味。63岁的王近山头天夜里停止了呼吸，战友们排着队守在门口，脸色发白却不敢多言。有人嘀咕：“副参谋长的编制，办军级算正常，可他毕竟是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啊。”一句话，说得众人心里发酸。 许世友闻讯后立即从广州打来电话，声音嘶哑：“老王一生横刀立马，不能让他走得寒酸！”电话被接到军委办公厅，可程序摆在那儿：生前什么职务，身后什么待遇，改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南京军区治丧办只能暂时搁置，等更高批示。 战功摆在那里。1930年，15岁的王近山参加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一直打到陕北；1938年，他随一二九师东进河南，之后又连打反“扫荡”。1945年8月，年仅30岁的他已是晋冀鲁豫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春，他兼任12军军长兼政委，在渡江东进时抢占江阴要塞，掐掉国民党海防咽喉。刘伯承形容他“打仗不要命，却又懂得用兵之险”，邓小平则笑称他“既猛又活”。 偏偏脾气也猛。1958年整风，王近山因直言顶撞被点名，随后调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下放农场。1971年复出时，只被安排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属于正军职。这个职级后来成了治丧争议的根源——正军职葬礼从规模到吊唁名单都有明确限制。 “老王死得不光彩！”一句埋怨传到许世友耳中，他深夜在广州军区招待所踱步，给老战友聂凤智拨通长途：“得想办法。”聂凤智当年也是刘邓系骨干，现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对王近山情况再熟悉不过。他给总政治部副主任提了书面报告，措辞直白：“王近山的历史贡献，远在职务之上。” 报告层层上送，5月中旬抵达北京。一位值班参谋把它递到邓小平案头。老人家翻到悼词草稿，末尾写着“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沉默片刻，提笔改成“南京军区顾问”。顾问虽是“退职”编制，却按副大军区级别对待，这一笔直接把治丧等级抬高两个档次。 “悼词我来把关。”邓小平只说了这一句。4个字的改动，彻底改变了葬礼规格。5月19日，南京八宝山式的礼堂里挤满从各部队赶来的老兵，花圈从门口排到马路牙子。悼词宣读到“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员”时，许多战士红了眼眶；读到“南京军区顾问”时，鼓掌声忽然爆发，持续近一分钟。 有意思的是，军委批复刚到的那天晚上，负责治丧的年轻参谋在电话里对许世友说：“首长，王参谋长算是‘身后升职’了。”许世友沉默几秒，只回两字：“该当。”短短两字，却像在替一路浴血的兄弟平了最后一桩心事。 同时得到调级照顾的，还有开国中将周志坚。周志坚长期在许世友麾下作战，曾任华东野战军十三纵队司令员。1960年代因作风问题被冷落，退居二线后按理说不应再提职。1980年，在聂凤智奔走下，中央批准他为南京军区顾问，享受副大军区待遇。外界议论不少，但知情者明白，这是对老将过去贡献的一次“补偿”。 回头再看王近山生前的“副参谋长”，其实只是他遭遇坎坷后的一块安身之地。职务可以限制资源，却无法抹去硝烟里打下的江山。悼词末段写道：“王近山同志戎马一生，屡建殊勋，作风勇敢顽强，指挥机智灵活。”这一段文字原本中规中矩，后来经邓小平亲自圈点，加了“敢于直言”四个字。这一加，不但点出了王近山性格，也暗含他数次被打压的缘由。 值得一提的是，王近山火化那天，南京雨停了。灵车驶离医院时，街道两侧自发站满市民，许多上了年纪的退伍兵敬着旧式军礼。有人小声对身边战友说：“老王这回体面了。”对话简单，却胜过千言。 战将已去，规则仍在，但当年的修改告诉后人：制度可以固守，也能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作出人性化调整。王近山的经历，既是军旅生涯的波折，也是时代留下的一道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