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个年轻人刺杀蒋介石失败后，穿越九死一生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他叫华克之

1937年，一个年轻人刺杀蒋介石失败后，穿越九死一生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他叫华克之，见到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是：“敌人不消灭，我心不安。” 延安的黄土坡比南京的梧桐土多了，风一吹，满嘴沙。华克之把脸埋进羊肚毛巾里，还是咳得像个破风箱。他没想到，自己这条命从南京总统府墙头摔下来，居然还能一路蹦跶到陕北。更没想到，毛泽东听完他那句“我心不安”之后，咧嘴一笑，递过来一只搪瓷缸，里头是漂着羊油花的开水，说：“不安就待着，安了再走。” 这一待，就是八年。华克之没走，反倒把名字走丢了——延安人人都喊他“老华”，像喊一个赶集卖枣的老乡。他原本那点“书生刺客”的锋利，被黄土、小米、纺车一点点磨钝。夜里躺在土炕上，他常摸自己左肋，那里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像一枚生锈的图钉，把“刺杀”两个字死死钉在肉里。他试着往外拔，越拔越疼，干脆让它待着，疼了就翻个身，听隔壁窑洞的新兵说梦话：“老子明天就要上太行山砍鬼子！”老华就笑，笑得比哭都难看——当年他也这么狂，结果一枪打歪，把半个中国都惊醒了，却没能叫醒自己。 后来他在抗大教爆破，把南京弄来的德制雷管拆成零件，摆了一炕，像给一群娃娃发糖：“瞅准了，这玩意儿脾气比蒋委员长还大，顺毛摸都不行。”学生里有个十六岁的江西伢子，眨巴眼问：“老师，你当年咋没摸顺蒋委员长？”窑洞瞬间安静，只剩油灯芯噼啪。老华用镊子夹起雷管，对着灯火转一圈，影子在墙上晃成一张扭曲的地图。他慢悠悠地说：“因为我那时只想摸他的脉，没摸准他的命。”一句话，把娃娃们全逗乐了，笑声撞得油灯直抖，却没人看见他右手小指在抖——那是拿枪的手，如今连粉笔都捏不稳。 1945年日本投降，延安办秧歌晚会。锣鼓一响，老华躲到后沟，掏出一包“大前门”，烟盒皱得像他脸。他点火，吸一口，抬头看天，黑漆漆的，像一口倒扣的锅。他突然想起南京那个雨夜，自己穿长衫、揣驳壳枪，在总统府外蹲到凌晨三点，枪管让雨水泡得冰凉。他原以为干掉一个人就能改一条河的方向，现在才明白，河根本不在乎谁掉进水里，它只管往前流。烟烧到屁股，烫了手，他一哆嗦，把烟头按进泥里，像按灭一个未完成的梦。 再后来，他跟着部队进东北，坐闷罐火车，车厢里塞满刚补了军装的新兵，胸口油漆味呛人。火车过山海关，有人唱《松花江上》，唱到“那里有我的同胞”，声音劈叉，像钝锯割木头。老华窝在角落，把脸埋进膝盖，忽然想起自己其实没“同胞”了——老爹被日本人炸死在芜湖，老娘听到他“刺蒋”消息后吞鸦片，家早散成灰。他只剩一个名字，还是假的，真名早被南京的宪兵簿钉在“逆犯”一栏。火车咣当一声，像给他盖了个章：作废。 沈阳解放后，组织让他去公安学校当教员。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三十多双眼睛，像一排刚擦过的枪管，亮得吓人。他开口，嗓子却哑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们想抓特务，先学会把自己藏起来。”说完转身板书，粉笔灰簌簌落，像一场小雪。写到“隐蔽”二字，他忽然把粉笔掰成两截，一截塞进兜里，一截扔进垃圾桶。台下没人敢问，他却自己答：“藏一半，扔一半，留一点给自己，别全交给任务。”那天下课，他一个人在操场转圈，月亮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条不肯上岸的船。 1952年镇反，他带学生去刑场观摩。枪响前，犯人突然回头冲他喊：“华克之！你也有今天！”全场悚然，学生齐刷刷看他。老华没动，只是掏烟，点火，吸一口，吐出的烟圈飘到犯人头顶，像给他戴了顶白帽子。枪响，人倒，烟圈散了。回校后，他照常上课，只字未提。夜里，他偷偷把当年南京的枪牌撸子埋进学校后山，土坑挖了一米深，还扔进去一张没写字的纸——他想说的话太多，最后只能交给空白。 文革来了，他被揪出来，挂牌子“国民党特务”，跪在高台。红卫兵抡皮带，抽得他满地滚。他忽然笑，越笑越响，笑得皮带都抽歪。有人骂他疯狗，他边笑边喊：“我早该死在南京墙根，多活三十年，赚了！”夜里关牛棚，他用指甲在墙上刻字，刻得十指血肉模糊，却没人看清他刻什么。后来平反，人问他恨不恨，他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递过去：“恨？我连真名都忘了，还恨谁？” 1980年代，他离休，住干休所，隔壁是当年抗大的江西伢子，如今缺了条腿，天天在阳台唱《松花江上》，调子跑得比火车还远。老华搬把马扎坐旁边，听跑调，听到“衰老的爹娘”那句，忽然咧嘴：“老子连爹娘照片都没留，你唱个屁。”伢子回骂：“你当年没打中蒋光头，现在打中我行不行？”俩人对着吼，吼完一起笑，笑出一脸泪。 临终前，他把一辈子攒的勋章全扔进垃圾桶，只留下那只延安的搪瓷缸，底儿磕得坑坑洼洼，像一张月球表面。护士问要不要给家人，他摇头：“我家人早死光了。”又指缸：“留给抗大那帮娃娃，告诉他们，不安就待着，安了也别走，走了还会回来。”说完闭眼，嘴角挂笑，像终于摸准了谁的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