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到一个印度记者的自述，有点意思。他说来中国考察，头两天人是恍惚的，完全无法理解。 专门跑去我们这边算“贫困艰苦”的贵州看，结果发现，这边的“贫困”和印度的“贫困”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天壤之别。 他本以为会看到连片的破旧窝棚，结果入眼的却是规划整齐的安置楼，家家户户亮着电灯，门口的水泥路能通到镇上。 随便走进一户曾经的贫困户家里，自来水龙头一拧就有水，做饭用的是燃气或电炊具，根本见不到印度贫民窟里常见的煤油灯和捡来的柴火。 孩子们背着书包放学，校服干净整洁，说起学校的营养餐眼睛发亮，这和他记忆里那些在污水边玩耍、捡剩菜充饥的印度孩子，形成了刺目的对照。 这位记者后来才知道，贵州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92万人搬出大山，这些数字背后是实打实的民生改善。曾经“出山靠手扒岩”的村寨，如今不仅通了路，还建了5G基站和污水处理设施； 过去靠天吃饭的山区，现在有了特色产业支撑，赫章的核桃、天麻年产值突破27亿元，纳雍的轻纺企业培育出四千多名产业工人，紫云的新能源基地年产值达2.44亿元。即便是防止返贫，也有大数据监测系统盯着，2024年一年就识别帮扶了81.4万人，这样的保障力度让他难以想象。 他更无法理解的是，贵州的“贫困”早已不是生存层面的挣扎。30户以上的自然村寨大多有了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农村户厕改造超过84万户，赫章的空气优良天数比率高达99.7%，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这些生态和民生的改善，在印度是连城市富人区周边都难以实现的目标——新德里的贫民窟距豪华小区仅一公里，却没有自来水和排水系统，污水混着垃圾在路边发臭，孩子们爬满苍蝇也能酣睡。孟买的垃圾山堆到20层楼高，20万人靠捡垃圾为生，喝着黄色的井水，48岁就算“长寿”。 差异的根源藏在治理逻辑里。 贵州的脱贫不是简单的救济，而是从搬迁安置到产业培育的系统工程，赫章关停污染企业后培育绿色农业，沿河把石漠化治理和李园种植结合，每一步都瞄准可持续发展。 印度的贫困问题却在推诿中搁置，贫民窟里赤贫者要温饱、打工者盼设施、“富裕户”等补偿，政府无力统筹，基础设施常年缺位，贫困就这样代代传递。难怪印度《印度斯坦时报》会感叹，中国近亿人脱贫的成就“各项数字都令人惊叹”。 这种“天壤之别”从来不是偶然。中国的减贫靠的是精准施策和长期坚持，从专项扶贫资金的持续投入到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从易地搬迁到产业帮扶，每一项政策都直指贫困根源。印度的贫困则暴露了发展的失衡，一面是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面是垃圾山里的窝棚，贫富差距拉大成了难以破解的死结。 贫困的定义从来都和保障挂钩。贵州的“贫困”是发展中的问题，解决的是生活品质提升；印度的贫困是生存层面的危机，面临的是基本尊严的缺失。这位记者的恍惚，本质上是两种发展路径的碰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