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36岁，上个月离了婚，带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她之前在我们县城超市上班，工资不高，离婚后没地方住，租房子又贵，孩子上学接送也成问题。我是她的妹妹，比她小四岁，在县里的社区服务站上班。 我大姐今年三十六，婚姻散了场，身边还跟着个刚够着课桌的小丫头。 上个月她从超市货架间走出来，手里攥着最后一个月工资条，在县城的秋风里站了很久——那点钱，连租个带阳台的单间都不够，更别说女儿上学的接送问题。 我是她亲妹，小她四岁，在社区服务站管档案，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至少有套两居室，阳台朝南。 她抱着纸箱站在我家门口时，防盗门把手上还挂着女儿的粉色书包，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截毛绒兔子耳朵。 我侧身让她们进来，听见她喉咙里响了一声，像被砂纸磨过。 最初那几天，我家客厅沙发总摆着摊开的被褥。 夜里起夜，常看见她坐在小凳上给孩子削苹果，刀刃在月光下晃出细碎的银光，果皮连成一条不断的线，垂到地上打了个结。 “姐，你跟妞妞睡我房间，我打地铺。”这话我说了三次，她都摇头，说怕挤着孩子写作业。 直到上周三，社区公告栏贴出招聘启事，图书室缺个整理员，双休，下班时间正好赶得上小学放学——我故意把复印的启事放在她枕边。 她去面试那天，穿了我压箱底的米白色针织衫，妞妞背着新书包站在服务站门口等，手里捏着颗我给的水果糖，没舍得吃。 “要是我干不好咋办？”她攥着衣角问我，额头上沁出细汗。 我没说话，只是把她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就像小时候她教我系鞋带那样，手指轻轻按了按她发抖的肩膀。 现在她每天早上比我早起半小时，用电饭锅焖上小米粥，妞妞的铅笔盒里总躺着削得尖尖的六支铅笔。 有人说我傻，平白添了两张嘴吃饭，可他们没见过，昨天傍晚妞妞把一朵皱巴巴的小红花塞进我手里，奶声奶气地说“谢谢小姨让妈妈笑了”。 那朵纸花现在还夹在我的工作证里，边角有点卷，像只振翅欲飞的蝴蝶。 血缘这东西很奇怪，平时可能只是逢年过节的一句问候，可到了难处，就成了扯不断的藤。 你以为自己在帮别人，其实是对方让你明白，原来被需要也是一种稳稳的幸福。 日子嘛，不就是今天帮你撑伞，明天你为我添衣？ 此刻我看着厨房昏黄的灯光里，大姐正踮脚够吊柜里的面粉，背影比刚搬来时挺直了不少——那袋面粉，还是她发了第一笔工资后，执意买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