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又要破防了，这次是因为人才。不是中国的人才比韩国有多优秀，而是韩国的退休之人一个个都跑到了中国再次就业，开始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了。 韩国媒体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一种显而易见的焦虑情绪正在舆论场蔓延。 但这并非因为某种外部的激烈打压，而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顶尖大脑，那些被奉为“国家学者”级别的泰斗级人物，正不得不收拾行囊，把人生如下半场的黄金期安在了一海之隔的中国。 这已经不再是零星的个体跳槽，而是一场由机制弊病引发的必然迁徙。 这股焦虑的爆发点，集中在几位国宝级专家的出走上。 最让韩国科学界痛心疾首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国家学者”1号和2号人物相继离韩赴华。 以专攻碳纳米管技术的顶尖物理学家李永熙为例，他的科研分量无需多言，这种材料可是下一代半导体微型化和电池技术突破的关键钥匙。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论文引用率全球顶尖、曾掌舵集成纳米结构物理中心的大牛，在2023年退休后面临的竟然是科研生涯的断崖。 韩国那边的实验室大门紧闭，也没法提供稳定的研究岗位，曾经辉煌的科研团队面临解散。 但他的一身本领显然没有被埋没。 2025年4月左右，李永熙将以全职身份加盟中国的湖北工业大学，出任半导体与量子研究所的带头人。 为了迎接这位能填补技术空白的国际级专家，中国方面没有玩虚的，直接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研究所，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 这并非简单的聘用，而是让他继续开展未竟的碳纳米管应用测试，直接将他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转化为产业突破的动力。 同样的故事也在理论物理学界上演。 研究弦理论和量子场论的权威李淇明，曾是韩国高等研究院的副院长，专门跟复杂的数学模型和宇宙法则打交道。 但他同样无法摆脱退休后的窘境，微薄的养老金和匮乏的科研平台让他难以施展。 而在去年，他已经低调入驻了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 这个2020年才成立的研究机构环境优渥，让他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组织国际研讨、推进量子计算项目。 中国对基础科学国际合作的渴望，恰好接住了这位在韩国“无处安放”的学术巨擘。 此外，通信领域的元老宋益浩也做出了类似选择。 这位1988年就在韩国科学技术院执教的老将，在该校辛勤耕耘了37年，是公认的信号处理专家。 然而，面对学校针对退休教授设立的苛刻续聘门槛，必须每年拉来巨额项目资金，他最终选择不再纠缠。 2025年2月退休后，他将转身加入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 尽管这所高校身处美国的实体清单之上，但在支持科研实干方面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诚意和开放度，为其配备了专门的实验室和团队，让这位半导体通信领域的老将得以延续其学术生命。 这些顶尖大脑的集体“搬家”，折射出的是中韩两国在对待“经验红利”上的巨大温差。 韩国社会严重的老龄化并没有带来对资深人才的珍惜，相反，僵化的退休制度成了紧箍咒。 在大企业和高校，往往实行60岁强制退休，且退休前还要遭遇薪资腰斩。 许多高级人才一旦离开岗位，要么彻底赋闲，要么只能去干保安、护工等缺乏技术含量的体力活来维持生计。 反观中国，正在全力推动“研发崛起”，不光是给高薪，更看重构建完整的科研生态。 从数据上看，韩国有高达61.5%的院士级学者近五年收到过海外邀约，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且超过一半的人动了心。 这根本不是简单的金钱诱惑，而是当韩国在本科阶段还在纠结扩招多少半导体学生、被KAIST教授批评“本科阶段培养半导体人才纯属荒谬”时，中国已经精准地引进了这些早就完成“练级”的满级号玩家。 对于中国而言，不论是李永熙在纳米材料上的造诣，还是李淇明在基础物理上的深度，亦或是宋益浩在通信技术上的经验，都是冲破技术壁垒、提升科研维度的即时战力。 这不是抢人，而是当一方把珍贵的科研富矿视作负担扔掉时，另一方将其视作珍宝，并搭建好了发光发热的舞台。 韩国媒体如今在感叹人才流失、担忧技术竞争力的同时，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在本土找不到一张书桌的老人，却能在中国焕发出科研生涯的第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