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借国宝，看看毛主席是怎么做的。1959年，毛主席向黄炎培借了件稀世珍宝——王羲之的真迹，俩人说好借一个月。 1959年3月的北京，倒春寒还未散去，街头的风里裹着几分凛冽。在一辆颠簸的1路公交车上，谁也想不到，那位抱着并不起眼的帆布长包、还得时刻留神护着包头别被挤到的老者，怀里揣着的竟是被称为“书圣”王羲之的真迹。 这老人正是黄炎培，比起日后那些被层层安保裹得严严实实的国宝运输，这位党外耆宿的选择显得颇为硬核：不坐专车，自个儿坐公车把这“传家宝”送进中南海。他下了车还得整理下风尘仆仆的衣摆，才通过层层岗哨，走进那个原是王府花厅的会客室。 那时候，这不仅是一次借阅，更像是一场两个老派文人之间的“过招”。 帆布包解开，露出里头那只沉淀着岁月的暗红木匣，黄炎培当着毛主席的面，手还得哆嗦着解开裤腰带上的钥匙串。这一刻，不管是作为借入方的新中国领袖，还是借出方的民主人士，心思都全在这张发黄的旧纸上。 为了这一个月的“租约”，黄老甚至当场立下了极为苛刻的“技术规矩”：每天翻看不能超过三次，还要严格把控屋里的湿度。 毛主席听完也不恼，反倒顺着杆子给自己加了码：要是逾期不还，哪怕晚了一天，我就写检讨书贴在门上。两人甚至像孩童打赌一般，定下了这“写检讨”的罚则。 这张古纸进了菊香书屋，受到的待遇那是相当“高规格”。要知道，毛泽东对书法的痴迷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年在延安，缺衣少食，老乡送了一块古砖，他就拿来当砚台磨，在那样的粗粝条件下练字，写出了那句著名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今对着这张真正的稀世珍宝，那种小心翼翼更是刻到了骨子里。 据当时的卫士回忆，为了不让汗渍沾染文物，毛主席每次上手前，都得像外科医生上手术台一样，反复把手洗净，临碰纸前还要下意识地在裤缝上擦两下掌心。 到了晚上，若是碰上窗外下雨起潮，这位日理万机的主席能半夜爬起来，叫人搬两个炭盆进屋，还得极其精细地把火头调到最小，守在旁边用微温烘着屋里的湿气，生怕那脆弱的宣纸受了丁点儿委屈。 但这毕竟是借来的“心头肉”，黄炎培那边虽然交了货，心却悬到了嗓子眼。 头几天还好，没过多久，黄老那边的电话就开始“轰炸”主席的秘书，一会儿问问光线会不会太强伤了墨迹，一会儿又兜着圈子探讨古纸的保养法子，隔三岔五地打听宝贝安危。 次数一多，沉浸在笔墨乾坤里的毛主席也乐了，跟身边工作人员调侃这桩“公案”：我们说好了借一个月，我现在还没到期，并没有失信；反倒是黄老天天来催，这也算是一种“失信”了吧？ 这一来一往的玩笑话传回黄家，黄炎培琢磨过味儿来，觉得自己显得有些“小气”，催促的电话这才渐渐歇了。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界限里，毛主席像个小学生临帖一样，对着这卷真迹反反复复地描摹。第一遍还得细抠笔法，写到第四遍时，已经能在那极具个性的毛体狂草中，窥见晋唐书法的神韵。他甚至发现连王羲之写字都有歪的时候，那种跨越千年的共鸣，被他悄悄夹进了《资治通鉴》里当作书签。 时光如白驹过隙，约定的归期如铁律般压在心头。到了最后那个节点的当晚，哪怕黄老那边已经松口表示可以“续租”，毛主席也没顺坡下驴。他深知“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朴素道理，愣是卡着约定的最后一夜，安排专人把画重新打包。 这次回去，待遇升级了。不但不再是挤公交，而且在原本的包裹基础上，毛主席还细心地让人在木函里多衬了一层极其柔软的护棉。 当黄炎培再次拿到那只木匣，打开的一瞬间，悬了一个月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那张经历了千年沧桑的古纸被展得平平整整，连折角都透着被精心呵护过的痕迹。更有趣的是，匣底还压着一份“利息”——那是毛主席把自己在这个月里临摹得最满意的一幅仿作，也一并赠予了黄老，落款坦坦荡荡地写着“还帖留念”。 木匣合上，墨香未散。这桩往事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政治博弈，只有一个爱书成痴的借阅者，和一个如履薄冰的收藏家，隔着一卷发黄的纸张，完成了一次关于信义的君子之交。 信源：中国新闻网——毛泽东曾借观黄炎培所藏王羲之真迹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