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减少出口退税，然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国内的民生上面。”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出口退税金额已经达到19281亿元，同比还增长了12.6%，这是一笔规模相当庞大的财政资金。大家怎么看，一起评论区唠唠！ 其实黄奇帆的话，听着不花哨，火力倒挺猛，说直白点就是，少退一点出口税，把更多的钱用在老百姓身上，先把民生这个“刚需口袋”撑一撑。 难怪这话一出就炸，因为它动的不是某个小政策，而是几十年形成的路径：钱到底是继续补在“卖出去”上，还是多补在“过日子”上。 先别急着争对错，先把“账感”掰明白，2024年出口退税19281亿元，这串数字看着像财政报表上的一行字，换成现实就是：这不是一年两年临时救急的红包，而是长期持续的“硬支出”。 财政盘子就那么大，你往这头多倒一点，另一头就得少一点，钱不是蒸汽，拧开阀门就来，它是取舍——你给谁减负、给谁托底，本质上是在给经济挑发动机。 但出口退税也不是天生“原罪”，它最开始的逻辑其实很朴素：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环节交了税，出去又要按对方规则再交一轮税，等于背着双份税负去比赛，怎么跑得过别人？ 而退税就是把国内那份“先交的税”按规定退回来，让产品出去的时候更轻一点、更能拼。 年外贸底子薄、名气小，靠价格打开市场，退税确实是把门槛踏平的一块垫脚石，那会儿讲究的是“先出去再说”，能把货卖出去，就是硬道理。 问题在于，黄奇帆这次瞄准的不是“出口”本身，而是“依赖”，今天的中国外贸早不是当年那种靠便宜劳动力挤进国际市场的状态了，产业链更全，出口品类更硬，国内附加值也更高。 说白了，很多行业早就不是靠退税“续命”，而是靠供应链、效率、规模和技术吃饭。 争论的焦点因此变成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们还需不需要用这么大规模的退税，去托住所有出口的底盘？ 黄奇帆的“刺”其实扎在一个尴尬结构上：有些行业把退税当成了氧气瓶，机制也不复杂，甚至有点像坏循环：利润本来就薄——靠退税把账做平——继续压价抢单——利润更薄——更离不开退税。 到最后，企业看上去订单挺多，实际像在跑步机上狂奔：跑得满头汗，位置没挪多少，还把价格体系卷坏了。 你退得越多，某些地方越容易形成“拼命压价、靠政策兜底”的习惯，创新动力反而被磨平，于是国家出钱，企业赚辛苦钱，海外买家拿便宜货，这事儿怎么看都别扭。 这时候再把镜头转回“钱要去哪”，就能理解黄奇帆为什么把话说得这么直。 民生不是口号，它是能立刻落地的清单：养老、育儿、医疗、教育、旧改、适老化、农村基础设施……哪个不是天天摆在桌面上？ 钱花在养老上，意义很直观：老人兜里多一点，就不至于买药都要掂量半天；家庭负担轻一点，子女也能松一口气。 把财政资金更多转向这些地方，效果不是抽象的“幸福指数”，而是减负、兜底、敢消费——兜里有钱、心里不慌，才会把内需这台车真正开起来。 当然，外贸那边的担忧也不是没道理：一动退税，会不会企业受不了？这里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最怕的不是少退税，而是乱退税。 黄奇帆的意思并不是“一刀切”，而是把补贴从“普撒”改成“精准”，哪些该收？低附加值、产能过剩、两高领域——这些地方越补越卷，越卷越依赖。 哪些该留？真正处在爬坡期、需要政策扶一把的关键高端制造——这类产品拼的是技术、体系和时间，支持要讲策略。 把退税当成手术刀而不是大水管，才有可能既不伤筋动骨，又能把资源从低效处挪出来。 更现实的一点是，政策转轨不能让企业“硬着陆”，退税如果要收，配套就得跟上：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支持、结构性工具托底、过渡期安排…… 目的很明确——别让企业因为政策变化突然断粮，而是让它从“靠退税补贴”转向“靠产品能力”。 说白了，国家不是要把企业踢下水，而是逼它学会自己游：把价格战的手松开，把研发和品牌的手抬起来。 黄奇帆这句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把增长方式的重心摆到了桌面：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习惯“外面卖得更便宜”，现在该更多追求“国内活得更踏实”。 这不是反外贸，更不是瞎折腾，而是发展阶段变了，财政资源要跟着变，外补可以有，但不该成为默认选项；内养必须强起来，否则经济循环永远像只靠外力拽着走。 网上有人评价得挺直白：退税像给外贸打的“强心针”，打久了不调剂量，副作用就出来了，黄奇帆这次的意思，大概就是把剂量调一调，把本该回到生活里的那部分力气，更多还给生活。 减少退税不是小气，是把财政从“外补”往“内养”搬，让增长更不靠运气、更靠底盘。 那真正的底盘是什么？就是普通人能不能稳稳当当地过日子，敢不敢花钱，愿不愿意在这个社会里长期投入，把这个底盘垫厚了，外贸也会更稳，因为你有更强的内需托底，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