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河间阐阁村女青年徐素娥，到沧州火车站送丈夫参军。 发现一个拉车的车夫有些眼熟，过去搭讪几句。 车夫先是装聋作哑，随后转身就走。 徐素娥恍然大悟，大声喊道：这拉车的是大汉奸孙树桐，快来抓他啊。 1945年农历腊月二十七，阐阁村的村民们都在准备过年。 不料日伪军30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颜泽的带队，伪军头目孙树桐领路，将村子团团包围。 车站广场上乱哄哄的，喇叭里喊着车次，挑担子的、扛行李的、穿军装的人挤成一团。徐素娥刚和丈夫道了别，眼睛还红着，一转身就瞥见了那个拉平板车的。那人缩着脖子，帽檐压得低低的，可那走路的架势，侧脸的轮廓，像一根冰冷的针，猛地扎进徐素娥记忆最疼的地方。她走过去，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大哥，借个火？”那人浑身一僵，头也不抬，胡乱摆了摆手，喉咙里咕噜一声，像是哑巴。徐素娥心头的疑云更重了，往前又跟了一步，几乎盯着他的耳朵：“阐阁村，还认得路不？”就这一句，那车夫像是被火烫了脚，扔下车把，扭头就往人堆里钻。这一跑，那姿势全露了——七年了，孙树桐，你就是化成灰，阐阁村的人也认得你骨头的形状！徐素娥浑身的血“轰”地一下冲到了头顶，她扯开嗓子，那声音尖利得能划破车站的顶棚：“抓汉奸！拉车的是孙树桐——！” 这一声喊，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人群瞬间炸开，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反应最快，拔腿就追。那孙树桐拼了命地跑，撞翻了行李，惊得鸡飞狗跳，可他哪里跑得过年轻的战士和激愤的人群？没出五十步，就被死死按在了地上，那张掩盖了七年的脸，在尘土里扭曲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徐素娥挤过去，胸膛剧烈起伏，她看着他，眼前却不是这个狼狈的车夫，而是1945年腊月二十七，那漫天的火光与血光。 那年，阐阁村的年味儿刚有点眉目，空气里飘着熬糖的微甜。谁也没想到，三百多日伪军像饿狼一样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带路的，就是本乡出去的孙树桐。他对村里的每条巷子、每户人家，熟得跟自己手心一样。日本人中队长颜泽骑在马上，孙树桐就弓着腰，在旁边指指点点，哪家是村干部，哪家藏着粮食，哪条路能堵死逃跑的后路。他的本地口音，成了乡亲们耳边最刺耳的丧钟。 村子一下子成了地狱。枪声、砸门声、哭喊声混成一片。日本人要抓抗日干部，抢过年的粮食物资，孙树桐就领着他们，径直踹开那些他知道的“硬骨头”的家门。徐素娥当时还是个半大丫头，跟着爹娘躲在菜窖里，上面传来邻居王老伯的惨叫，还有孙树桐那不耐烦的催促声：“太君问话，老实交代！藏在哪儿了？”她透过地窖的缝隙，看见孙树桐抄起乡亲家刚蒸好的年糕，一边吃，一边看着日本人把王老伯吊在树上用皮鞭蘸凉水抽。他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忍，只有一种近乎谄媚的冷漠。那天的阐阁村，多少家的年饭没吃上，吃上的却是家破人亡的苦果。好几位来不及转移的干部和伤员被带走，再也没回来。村里的粮食、牲口被洗劫一空，好几处房子被点着了，黑烟滚了半天天。 徐素娥永远忘不了孙树桐离开时的样子。他骑着一头从村里抢来的毛驴，驴背上驮着鼓鼓囊囊的包裹，心满意足地跟在日本军队后面。回头望了一眼烟火弥漫的村子，脸上居然还笑了笑。那笑容，比日本人的刺刀还让乡亲们心寒。从那天起，“孙树桐”这三个字，在阐阁村就等于“畜生”。 鬼子投降后，这畜生就跟许多汉奸一样，忽然人间蒸发了。有人说他跟着“刘部队”跑了，有人说他死在了乱军里。可阐阁村的人没忘，这笔血债，年年在心里头翻腾。谁能想到，七年后的沧州火车站，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年，这个祸害竟然藏在眼皮底下，拉起了板车，妄想用汗水洗掉手上的血。 被按住的孙树桐，起初还想抵赖，可周围围上来的，不乏从那段年月里活过来的旅客。有人认出了他，指着他鼻子骂。他眼见躲不过，那副嚣张又油滑的汉奸相渐渐露了出来，最后竟嘟囔着：“……混口饭吃，都过去的事了，人民政府不是讲宽大么……”这话更点燃了众人的怒火。宽大？对那些为虎作伥、把乡亲送上绝路的人，血债怎么能“过去”？ 徐素娥看着他，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却异常清晰：“孙树桐，阐阁村的年，你给毁了！王老伯的命，你给送了！你以为拉几年车，就能把那些事一笔勾销？你问问阐阁村的黄土，它答不答应！你问问心里头的良心，它安不安生！”她的话，说出了所有在场知道那段历史的人的心声。很快，公安人员赶到，将这个隐匿多年的汉奸押走。等待他的，不再是旧时代可能有的“人情运作”或“掉包逃脱”，而是人民法律的审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