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扫盲》 作者：黄学勒 一九五八年，我们队为我们办起了幼儿园，我是这个幼儿园的第一批学生。带我们玩耍学习的是一户刚落户我队的北京移民，是支边来的。他们两个都是有文化的人，带着几个和我、我妹妹一般大小的孩子，他家姓向，大的男孩和我同岁，叫何辉，大女儿叫向悦，二儿子叫向阳，小女儿叫向晶。两个字的名字好记，来了不长时间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们叫他妈向阿姨，他们住在我们四爹家的两间厢房里，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他俩当了幼儿园老师，不久幼儿园有了滑梯、皮球。那时家家娃娃多，幼儿园一成立，大大小小聚了几十个小朋友，都是一个队上的，早都熟悉，大家一点也不分生。向姨带着小孩在外面玩，向叔教识字，领着大一点的同学在屋里上课。上完课，大家大多在外面做丢沙包、老鹰抓小鸡的游戏。那时我们还有豆子吃，有时是蚕豆，有时是青豆，有时是豌豆，一人一把。谁听话表现好，向阿姨还会额外奖励。她对我们可好了，有时还用自家的钱给我们发糖吃。后来人多了，向叔向姨顾不过来，队上又派来我们家长房刚过门的大嫂当老师，我们又多了一个老师。那年我五岁过一点，这些事我都能一一记得。我有这么好的记性，是受我爹的影响。我爹那时是队上的领导，信息多、人缘好，常常大人们谈论的事情，我比别人听到的早、知道的多，自然比同龄的伙伴们成熟得早，印象也深刻得多。加上那时夸我的人多，激励得我向上的勇气和信心比同龄人大，也更老练，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时白天上幼儿园，晚上我就跟我妈到夜校里去学习扫盲。五八年除了大跃进炼钢铁、开跃进渠之外，最大的事就是全民学习扫盲，扫盲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还有考核指标。我记得我们队上专门为此盖了三间宽阔的大教室，一门两窗，用于学习。桌子是泥台台，板凳是统一的木板担着的，教室很整齐，上面挂着一盏气灯，气灯点亮，整个教室一片通明。前面有黑板、讲台，讲台是木桌子，和过去简陋的学校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老师是选定的，本家一个叫黄万库的，我们唤作满子爷爷的年青人当扫盲老师。他是初师毕业的文化人，长得帅得出奇，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人显得特别白净，个子高高的，站在讲台上很庄重。他是所有人的长辈，加上有文化知识，给这些人上课得心应手，没有人不听话。他教书不骄不躁，和蔼可亲，高声说：“侄儿侄媳妇，孙儿孙女们，识字比啥都重要，从此不做睁眼瞎子，出去干啥都方便。你走不出家庭，跟不上社会，就会吃大亏。天天坚持学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就能写自己的名、自己的姓，认识很多字，心里开窍，前景就妙。没文化限制了你们的生活，为了家、为了娃娃，就要下决心抽时间相互学习，给娃娃做个榜样。”天天参加学习的老老少少有几十人，大都是不识字的老人、家庭妇女，有夫妻同学的，有妯娌同学的，有妈带着女儿来的，也有爸带着儿子的。那个学习的气氛严肃又认真，大家的专心劲儿是今天的孩子们难比的。很难想象，那时农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不识字、不会写字，能读个三年书的，都是难得的文化人。我爹就是读了三年私塾，在马匪部队上当过文书，解放后才当了干部。大家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我加入他们的学习行列，不仅识字、写字，满子爷还教我遣词造句、算术。和同龄人相比，我比他们早上三年学，那时上学的年龄偏大，大都是10岁，后来我7岁进校，同班同学比我大七八岁的都有，我们班五年级就有结婚的。扫盲班是来者不拒，只要进班就教你学习。那时扫盲班时常考试，谁考得好就表扬谁、奖励谁。一年下来，许多妇女识了字，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服务，走进了公众视野。我记得扫盲最优秀的学员叫段玲花，长得很漂亮，我们平时都叫她段姨，她是一名军干家属，和我家是亲戚。她识字过关考试通过之后，就被推荐学医，学会打针之后就为大家服务，后来成为公务员参加工作。我那个教书的满子爷爷教书特别用心，没有人不夸他。他辈分大，几个庄子走到哪教到哪，夜里上课，白天还在田间地头抽查侄儿侄女、孙儿孙女的学习情况，把教书当作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却得了肺病，在五九年那年就去世了，离世时才二十九岁。在那个年代，得了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可见当时的医疗条件多么差。他去世之后，我们都去给他烧纸磕头。这个教书的满爷爷，我至今还能想起他的模样。扫盲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我姨妈就是在扫盲中识的字，她连天带夜地学，和女儿儿子一起拼命学，最后通过了六年级考试，能写通顺的文章，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加了工作。五九年她就当了古城农场的书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当了大队妇联主任。五八年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我六岁，可这光辉的岁月至今我依稀记得，依稀记得漂亮的段玲花，依稀记得教我们扫盲的满子爷爷。记忆里的童年，真是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