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孙建国被下放到太原一个化工厂劳动改造，一天他正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一名

1973年，孙建国被下放到太原一个化工厂劳动改造，一天他正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一名工人突然对他说：“孙师傅，我交给你一项任务。”孙建国手里的扫帚顿了顿，抬头一看是三车间的张组长，这人平时话不多，今天脸上却带着急色。 1973年的太原，化工厂的红砖墙上爬满了青苔，孙建国握着扫帚的手，指节因为常年劳作有些变形。 他正在清扫车间外的碎石子，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煤烟味，混着消毒水的气息。 “孙师傅，我交给你一项任务。” 声音突然响起，孙建国手里的扫帚顿了顿，竹制的把柄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划出一道浅痕。 抬头一看，是三车间的张组长，那人平时总埋着头干活，话比车间里的机器声还少，今天额角却沁着一层细汗，脸上带着少见的急色。 孙建国心里咯噔一下，在这劳动改造快两年，除了扫地、搬原料，还没人叫过他“师傅”，更别说“任务”。 “张组长，您说。”他把扫帚靠在墙角，手指不自觉地在裤缝上蹭了蹭。 “三车间那台反应釜的压力表坏了，新的配件还没到，可今晚有批急活得赶工，你能不能……”张组长没说完，眼睛却紧紧盯着孙建国，像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孙建国愣住了——他下放前在设计院就是搞仪表的，这活儿对他来说本该是家常便饭，可现在，他只是个“被改造”的人。 “我……我试试。”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紧，不是因为难，是因为那声“孙师傅”像颗石子投进了死水。 张组长立刻拉着他往车间走，路过操作间时，几个年轻工人投来诧异的目光，孙建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反应釜像个沉默的钢铁巨人，压力表的指针卡在零的位置，玻璃表面裂了道缝。 “工具都在这儿，你看着用，需要谁搭手尽管说。”张组长递过来一个满是油污的工具箱，里面扳手、螺丝刀、万用表一应俱全。 孙建国蹲下身，拧开表盖的瞬间，指尖传来熟悉的金属凉意，这感觉让他想起了北京的实验室，想起那些画满公式的图纸。 他没说话，只是用螺丝刀小心翼翼地卸下损坏的零件，万用表的表笔在接线柱上轻轻点了点，眉头随着读数微微皱起——比想象中复杂，不仅是表针，内部的齿轮也卡住了。 “能修吗？”张组长在他身后轻声问，语气里的焦急像细密的雨。 孙建国没回头，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小瓶机油，又找了根细铜丝，借着头顶昏黄的灯泡，把铜丝弯成 tiny 的钩子，一点点伸进齿轮缝隙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渐渐小了，只有他手里工具碰撞的轻响，和张组长越来越急促的呼吸。 突然，“咔哒”一声轻响，卡住的齿轮动了。 孙建国心里一松，迅速接好线路，装上表盖，然后站起身，对张组长说：“试试吧。” 张组长立刻按下启动按钮，反应釜发出低沉的运转声，压力表的指针缓缓升起，稳稳地停在了标准刻度上。 “成了！孙师傅，太谢谢你了！”张组长的脸一下子亮了，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他拍了拍孙建国的肩膀，力道不轻，带着实实在在的感激。 孙建国的肩膀僵了僵，这是他来化工厂后，第一次有人这样自然地拍他。 当晚，那批急活顺利完成，车间的灯亮到后半夜，孙建国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耳边总回响着那声“孙师傅”。 他想起张组长平时话不多，却会在他扫地时默默递过一杯热水；想起那些年轻工人虽然诧异，却没人说一句风凉话。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只把他当“被改造者”看。 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发了芽。 后来，张组长没再提过修表的事，孙建国依旧每天扫地、搬原料，但他手里的扫帚似乎轻了些，走路时腰杆也挺直了几分。 再后来，厂里的仪表出了小毛病，张组长总会“恰好”路过孙建国干活的地方，闲聊几句，然后不经意地说：“那仪表，看着跟你上次修的有点像。” 孙建国知道，张组长是在给他机会，也是在保护他——用一种最不起眼的方式。 很多年后，孙建国回到北京，再没见过张组长，但他总记得1973年太原那个秋天，一个沉默的组长，一台卡住的压力表，和一句带着急色的“孙师傅”。 他常常想，如果那天张组长没有找他，如果他因为胆怯拒绝了，那粒种子还会发芽吗？ 答案或许藏在每个人心里——在最冷的日子里，一点微小的信任和尊重，就能让希望生根。 就像那台修好了的压力表，不仅测出了压力，更测出了人心的温度。 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别人需要时，像张组长那样，递出一把扳手，或者，一声真诚的称呼。 孙建国后来总把这件事讲给孩子们听，末了总会说：“别小看一句话的分量，有时候，它能顶千斤重。”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那双手，既握过扫帚，也握过改变命运的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