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30岁的秋瑾和24岁的鲁迅在日本发生激烈争辩，不料，秋瑾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上“咚”地一插，当即丢下一句狠话，听到这句话后，一半人热血沸腾，一半人脸色煞白。 东京留学生会馆里的空气几乎要炸开。秋瑾盯着台下那些低着头的人，心里翻江倒海。不到两个月前，徐锡麟带来的消息还在脑海盘旋，陈天华因抗议文部省《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愤而投海自尽，尸骨还没被打捞上来。 陈天华曾寄《猛回头》一文到东京给留学生们传阅，警醒民族危机。这么短时间，他说走就走了。秋瑾握着倭刀的手更紧了。 鲁迅站在角落，他不动声色地摘下眼镜擦了擦，语气不快不慢。他说革命不是儿戏，不能一腔热血就往国内冲。那时国内的革命组织还没完全建成，武器供应零星，回去只能是被捕。 鲁迅不是怕死，而是怕没意义地死。秋瑾转过头，盯着鲁迅，眼里没有一丝犹豫。 鲁迅来自绍兴，和秋瑾是同乡，相识多年。 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鲁迅沉稳细致，秋瑾刚烈果决。她去日本前就在长沙办学宣传女权，后来为了躲避清廷耳目，改装成男装去东京学堂读书，还加入同盟会。 秋瑾在《民报》上写文章骂清廷，讲得最狠的一句是：“满人不除，中国不宁。”她说不是为出风头，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在那次争辩之后没多久，秋瑾离开东京，回到上海。她先卖了自己母亲留下的首饰，又典当了书籍，用这些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整版写反清救国，还大篇幅讨论女性解放。 那个时候，女子出门还要蒙面，秋瑾却穿长袍马褂上街办报。很多女学生都以她为榜样，写信投文给她。 有人说她疯了，她说：“我有两死之心，一为革命，一为女权。” 1906年秋瑾到杭州，在绍兴设立“大通学堂”。明面是办学，暗地里是训练光复军成员。她白天讲课，晚上带人操练枪械。 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她一律亲自考核，有人动作不标准，她当场踢出队伍。她说，要打清军，不练好怎么行。 1907年7月6日，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后遭到残酷杀害。绍兴的清军立即得到情报，包围了秋瑾的学堂。革命同志纷纷劝她赶紧离开，她没答应。 她穿好衣服，在书桌上写了一封信，交代身后事。她最后一句写的是：“吾不愿偷生，愿以热血唤醒国人。” 7月15日清晨，秋瑾被押往绍兴轩亭口。行刑前，她没有喊冤，也没有请求赦免，只是看了看东方的朝阳。斩首后，她的遗体被当地百姓偷偷下葬。 当天晚报就报道了她被捕的消息，日方也迅速得知，东京留学生之间陷入沉默。 那天之后，鲁迅再没公开谈论过那场争辩，但他多次去秋瑾墓前凭吊。他后来在《药》里写下夏瑜这个形象，“夏”“秋”相接，是他对秋瑾的思念。 虽然两人路线不同，一个以命为旗，一个以笔为枪，但目标始终是让中国不再沉睡。 秋瑾用的是倭刀，鲁迅用的是毛笔，他们走的都是最危险的那条路。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有人点火，有人守火。 秋瑾死时32岁，那年鲁迅才刚刚开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