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卢麒元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直指近期两个引发争议的现实问题。其一，是部分法律文本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表述；其二，是立法参与者自身的背景、利益结构和潜在立场是否足够透明、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却缺乏制度化的审查与约束。 先看“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这一表述。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一个技术性、专业性极强的条款，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接轨国际”“提升效率”的象征。但问题恰恰在于，“国际标准”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来源单一的概念。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标准，往往由少数发达国家、跨国组织和大型资本集团主导制定，其背后蕴含着特定的制度逻辑、利益取向和发展路径假设。 一旦在法律层面不加区分地写入“优先采用”，就等于在根本规则上默认了外部体系的正当性和优先性，而本国的国情、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安全考量，反而可能被边缘化。 更重要的是，法律不同于行政文件或行业指南，它具有最高级别的稳定性和强制力。一项看似技术性的条款，一旦被写入法律，就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成为政策制定、司法裁量乃至产业布局的底层依据。卢麒元所担忧的，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规则迁移：不通过公开对抗，而是通过专业语言、技术标准和制度接口，悄然完成方向性的改变。 再看第二个问题，立法者自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长期以来，公众对立法过程的关注，更多集中在法律条文的内容上，而较少追问“是谁在立法”“他们代表谁的利益”“是否与特定行业、资本或外部机构存在深度关联”。在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现代立法体系中，一些参与者可能长期在跨国机构、国际组织、外资企业或相关咨询体系中工作，其知识结构和价值框架本身，就已深度嵌入某种既定范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必然“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明确、制度化的政审与利益冲突披露机制，那么立法过程就极易在无意中被特定立场“内化”。法律条文看似中性，实则可能在关键细节上，悄然向某一方向倾斜。等到社会真正感受到影响时，往往已经很难逆转。 卢麒元所强调的“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全观。他关注的不是短期得失，而是国家长期运行逻辑是否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偏移。规则一旦确立，就会反过来塑造行为；法律一旦成型，就会约束政策空间。相比显性的冲突和对抗，这种通过规则完成的影响，更隐蔽，也更持久。 在全球化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益制度化的背景下，法律早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战场之一。标准之争、规则之争、话语之争，本质上都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争夺。在这样的现实下，要求立法者具备清晰的国家立场、明确的利益边界，并接受必要的政审和监督，并非“过度警惕”，而是一种理性防范。 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一切国际经验或拒绝合理借鉴，更不意味着要将立法过程意识形态化、简单化。恰恰相反，正因为法律专业性强、影响深远，才更需要在制度层面确保参与者的立场透明、责任清晰，确保每一项规则的引入，都是经过充分论证、明确取舍后的结果，而不是在技术外衣下被“默认通过”。 从这个角度看，卢麒元的发声，与其说是在提出一个激进主张，不如说是在提醒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在规则制定这个最根本的层面，我们是否已经建立起足够完善的安全阀和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