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病床上的陈丕显体重只有80斤，鼻咽癌手术后的他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叶剑英劝他回军队，胡耀邦希望他去云南，而他自己最想留在北京。三个选择，每一个都关乎他的政治生涯和身体健康。 从1939年进入新四军那天起，陈丕显便没有离开过“战斗”的位置。他长期在苏中地区与粟裕搭档，从组织群众到配合战斗，几乎不眠不休。 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夏天，七战七捷之后，粟裕拍着他的肩说：“丕显，你不光是政工干部，你是能打仗的。”几十年后，这句话在粟裕又一次劝他回部队时又响在耳边。 只是这一次，他身体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1975年，邓小平签署的那份关于陈丕显工作安排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示。那年秋天，陈丕显从外地转入北京301医院治疗。 躺在病房，他不断回想一个问题：自己还能干点什么？“人不能光活着，还得干事。”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他给中央递了报告，要求留京工作。 可就在组织讨论时，李先念一句“云南急需像陈丕显这样的干部”，打破了原有的部署。 云南的确困难，经历“文革”后干部队伍极不稳定，民族事务也一团乱麻。而就在不久前，中央还讨论过把他安排去西藏或青海，但那两个地方更偏远，条件更差。 陈丕显曾和几位在青海工作的老同志聊过，空气稀薄，连睡觉都得打氧。 叶剑英的建议也不是空穴来风。南京军区当时确实缺人，特别是政委岗位。叶剑英在紫光阁说话时语气很重，他说：“你不能再让身体掉下去了，回部队，熟人多，有保障。” 但陈丕显知道，他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能一连几天不合眼的战地政委。 胡耀邦来看他那天，是大雪天。他进病房前把鞋上的雪抖了半天。两人聊了整整两个小时，胡耀邦讲了云南当前的局面，说：“陈丕显，云南那边人事问题棘手，你要是不去，我真不知道该派谁去。” 陈丕显犹豫的日子不长，2月决定去云南。列车开动的那一刻，他没跟身边人说话，只把帽子压了压。他知道这是组织的需要，他不能推。 到昆明的第三天，他就开了省委常委会。会议后，他叫来组织部干部，说要搞一套民族干部培训班，把傣族、彝族、哈尼族的年轻人都选出来轮训。 干部问：“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搞这么大动作？”陈丕显盯着那人眼睛说：“要是都怕动，那我们来干什么的？” 他还定下“三良工程”，每个地州都得种良种、修好路、开良田。他常下乡，哪怕医生建议他减少奔波。他到怒江那次，车子进不了山，骑马骑了四个多小时，到村口时已经咳血。 他把村里几个干部叫来，用不太标准的傈僳语问：“吃饱没？”老人们听懂了，红着眼说：“书记，我们记住你了。” 不到两年，他就调任湖北。临行那天，云南省委的院子挤满了人，有干部，也有普通群众。他站在车边，没多说，只摆了摆手。 这个不愿轻言休息的老干部，把自己最后的力气都献给了工作。1995年临终前，他留下遗愿：“骨灰撒入长江，与苏北战友共眠。” 这是他一生战斗的起点，也是他归宿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