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腐儒观”之历史阴影。自春秋战国以降至晚清民国，中国在宋以后的关键发展阶段逐渐滞后于世界潮流，腐儒思想在其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回避。 回望历史，从两宋相继亡于金、元，到明朝倾覆于清，乃至晚清时期列强侵逼、割地赔款之耻，其背后往往可见一种脱离实际、空谈性理的腐儒观流弊。 诸如董仲舒倡“天人感应”，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而“重文轻武”，明代固守“不征之国”“祖宗成法”，乃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清代则鄙夷科技为“奇技淫巧”，大行文字狱，以腐儒名教束缚天下——皆在特定历史时期加剧了思想的封闭与实践的脱节，难以睁眼看世界，更别说参与大世之竞争了。 此类思想遗风并未随时代而完全消散，今日如所谓“大儒”鲍鹏山等人，仍延续“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旧调，往往高谈道德而忽视现实困境。此种论述，实与昔日宋襄公“仁而不武”的迂阔一脉相承，不仅于国无益，亦足以误人误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