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可能下巴都得掉下来。 长沙城，曾经有一半，都是他们黄家的。 你问问老一辈长沙人，谁不知道黄家当年的风光？ 家里有田两千亩，房子五十多间，父亲是秀才，母亲出身名门。 用现在的话说，那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顶配版富N代”。 他的人生剧本，本该是读书、考科举、做官，安安稳稳地继承那份泼天的家业。 可偏偏，这位少爷的心里，装进了整个天下。 22岁中了秀才后，他没按家里的安排走下去，反而东渡日本，去学军事、学政治，琢磨怎么救国。 1903年回国，他直接在长沙搞起了地下组织“华兴会”。 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第一件头疼的事就是钱。枪要钱，子弹要钱，联络同志、安顿家小，样样要钱。 钱从哪儿来？黄兴一转头，看向了自家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土地和庄园。 他干了件在族人看来“败家败到祖宗头上”的事——卖地！ 先是卖掉了老家的庄园和近三百石田产。 后来全家搬到长沙城里买的房子，也没保住，被他转头就变卖捐了出去。 但这还不够。革命的窟窿像个无底洞，起义要钱，安顿流亡同志要钱，出版宣传刊物也要钱。 黄兴自己早已身无分文，他能想到的“融资渠道”，只剩下身边的亲人。 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他“坑”自家人的记录，他说服继母，将家里不知积累了多少代、约两千亩的田产和占地三十多亩的大庄园，全部抵押换成了钱。 为了“革命”的理想，他几乎把亲朋好友能掏的“家底”都动员了个遍。 你说他“坑”人吗？在他心里，这恐怕不是“坑”，是“借”。 借亲人的钱，去换一个国家的未来。只是这“借款”，他这辈子是注定还不了了。 光砸钱，还不是黄兴的全部。 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他是总指挥。起义前，他写下绝笔书，已然抱定必死之心。 战斗打响，他身先士卒，亲率一百多人的敢死队，直扑清廷的两广总督署。 那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巷战，身边的战友一个个中弹倒下，起义者林时爽高呼“我等皆汉人”话未说完便被一枪爆头，林尹民胸口中弹殉难。 激战中，黄兴本人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子弹击中，当场打断。 可这个曾经的富家公子，硬是咬着牙，用断了两指的血手，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被迫撤退。从此，他多了个悲壮的外号——“八指将军”。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点“傻”？把祖产卖光，把亲人“借”遍，最后自己还差点把命搭上，图个啥？名吗？他偏偏最不爱争名。 同盟会成立，大部分代表都是他的旧部，他却主动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自己只当个负责日常杂务的“执行部庶务”。 辛亥革命后，各省代表推举他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在海外，他却坚决拒绝。 利吗？他更是散尽家财，死后没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堆为革命欠下的账单。 那他到底图啥？或许，答案就刻在他留给后人的家训里——“笃实”和“无我”。 这四个字，是他用一生践行的准则。 “笃实”，就是做人办事要实实在在。所以他搞革命，不空谈，卖的是真金白银的家产，流的是自己滚烫的鲜血。 “无我”，就是要把个人的名利、地位、财产全部抛开。 他心里装的，是“小我自己，大我国家”。 他曾说：“革命是党众生死问题，不是个人名位问题。”也曾讲：“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这是一种老派士人的风骨，是中国革命中最早的“士”的精神。 有胆识，有担当，能冲锋，更能退让，一切只为了心中那个更大的目标。 所以章太炎给他的挽联才写得那么到位：“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没有他，民国初创的艰难岁月或许会是另一番光景；而只要历史被书写，他的名字就必定会被铭记。 如今的长沙，最繁华的步行街之一叫黄兴路。 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这里购物、休闲、享受和平年代的烟火气。 有多少人知道，这条路的名字，连接着一份曾经覆盖半座城的家业，一场倾家荡产的豪赌，一次枪林弹雨的冲锋，和两根毅然折断的手指？ 所以，回头看那句“长沙城，曾经有一半都是他们黄家的”，你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感触？ 他确实曾经拥有半座城，但他最终，把这一切，土地、房产、财富，乃至自己的血肉之躯都献祭了出去，换来了属于所有人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才是真正的狠人。狠到对自己、对家产毫不留情，却把所有的温柔与热血，都给了脚下这片土地。 参考：黄花岗起义始末——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