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汤景延打死三名新四军战士，带着600多人投靠了日军。新四军高官义愤填膺，希望粟裕除掉这个败类，但粟裕却回复道：“谁也不许动他！” 命令传开时，苏中军区内部气氛紧绷。很多干部无法理解，一个带兵叛逃的人为何还要被保护。可就在这一年春天，整个苏中地区正被日伪“清乡”行动压得几乎窒息。 南通、如皋、海安一线密布碉堡，交通线被完全控制，村庄被强制编组，百姓不得随意外出。汪伪政权设立的南通清乡公署直接指挥地方伪军，日军则负责军事压制。 封锁最严的地方，是那道长达一百七十多公里的竹篱笆网。竹篱笆并非普通篱笆，而是双层结构，中间夹着铁丝和尖刺，每隔一段就设岗哨，昼夜巡逻。 通过封锁线必须持证，否则当场拘捕。新四军各根据地被切成碎片，粮食和情报传递困难。许多村庄被迫迁移到集中区，留下的房屋被烧毁。 部队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伤员甚至难以转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粟裕开始寻找突破口。粟裕当时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对局势判断极为冷静。 粟裕在作战会议上提出，单纯依靠武力无法打破封锁，必须进入敌方体系内部。有人提出加强游击战，但粟裕认为，敌人据点密集，行动空间有限，必须通过情报和内部瓦解改变局面。 汤景延率部投敌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愤怒，但粟裕并未立即表态。粟裕反复查看地图，标注日伪据点和封锁线位置，思考敌人统治结构。 苏中地区伪军来源复杂，有原国民党部队，也有地方武装改编，忠诚度不高。只要有人能进入核心区域，就可能获取关键情报。 与此同时，清乡公署内部也并不稳定。部分伪军军官担心遭日军控制，暗中保持观望态度。新四军敌工部门长期在这些部队中开展宣传和联系工作，试图策反。 根据《华中敌后工作史》，不少伪军后来整建制起义或倒戈。 汤景延进入伪军系统后，身份迅速变化。伪政权授予军衔和番号，安排驻防任务，同时严密监控。日军对地方武装始终不信任，经常进行点验武器和人员。 一次验枪时，日军试图收缴部分重武器，理由是统一保管。若武器被收走，部队将失去独立行动能力。汤景延通过清乡公署方面交涉，强调没有武器无法维持治安，最终保住装备。 潜伏期间，最大的危险并非战斗，而是内部审查。日伪方面担心新四军渗透，频繁调查部队背景。有一次清乡公署人员询问部队中是否存在政治组织，这意味着对党支部的怀疑。 一旦被发现，整支队伍可能遭到解除武装甚至处决。为避免暴露，内部通讯方式全部改为口头传达，文件不留痕迹。 根据地方面却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许多群众认定汤景延已经叛变，甚至出现敌视情绪。部分民兵组织请求惩处。 粟裕压下所有意见，并严格限制消息外传。粟裕清楚，一旦行动泄露，不仅潜伏人员危险，整个根据地也会遭受更严厉打击。 潜伏带来的情报价值逐渐显现。通过内部渠道，新四军得知敌军兵力调动、封锁线薄弱点以及清乡计划细节。某些地区能够提前疏散群众，避免损失。 还有一次，敌方准备突袭敌工站，消息被及时送出，人员全部转移成功。这类情报在封锁环境下尤为珍贵。 敌后战争不仅是枪炮对抗，更是心理和政治较量。许多伪军士兵本就不愿为日军作战，只是迫于形势。潜伏人员利用这一点开展宣传，逐渐削弱敌方控制力。 苏中地区后来出现多起伪军倒戈事件，与长期敌工工作密切相关。 时间进入1943年秋，清乡封锁的压力仍在，但根据地已经摸清敌方部署。粟裕判断条件正在变化。汤景延及其部队仍处敌营核心位置，一旦行动失败，将难以脱身。 是否收网，成为关键问题。 那段时间，汤景延夜里常无法入睡。身边都是日伪人员，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带来危险。部队官兵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因为外界都把他们当作汉奸。 有人担心再也回不去根据地，也有人担心家人受到牵连。唯一支撑他们的，是此前接受的任务和对未来的信念。 抗战进入关键阶段，苏中战场的形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粟裕一直没有公开解释原因，只反复强调纪律，禁止任何针对汤景延的行动。 很多干部直到多年后才理解，这一决定背后，是对整体战局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