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正月11日，大顺军向荆州城发起总攻，张鼐、田见秀等督军在东城发起猛攻，清军守兵虽负隅顽抗，但架不住大顺军昼夜轮番进攻，城池高耸的荆州城已岌岌可危。 那正是隆武元年的冬天，冷得刺骨。攻城的顺军，早已不是三年前席卷北京、逼死崇祯皇帝的那支骄兵了。李自成在山海关一片石败给吴三桂和清军，一路从北京退到西安，又从西安退到湖广。 就在几个月前，李自成意外死于九宫山，这支庞大的农民军瞬间失去了主心骨，像一股狂暴的洪流，在南方破碎的山河间漫无目的地冲撞。 现在，他们名义上归附了南明隆武朝廷，与昔日的死敌——明朝的官军，结成了摇摇欲坠的同盟，共同对抗一个新的、更可怕的敌人：满洲清军。 荆州，这座长江边的重镇，就成了他们必须拿下的投名状和生存基地。城里守将是清朝的荆州总兵郑四维，手下是原明朝的降军和一些满洲真夷。 城墙又高又厚，护城河也宽。张鼐、田见秀这些李自成麾下的老将，指挥着部队，推着简陋的云梯和临时打造的攻城器械，一波接一波地往上冲。 箭矢像飞蝗一样在城头城下来回对射，滚木礌石砸下去就是一片惨嚎。顺军的打法还是老一套，凭着不怕死的人海战术，日夜不停地消耗。 守军一开始还能在城头放炮，后来火药打光了，就用刀砍，用石头砸。城墙根下，尸体垒了一层又一层，护城河的水都被染成了暗红色。 城里的人快绝望了。粮食一天天见底，援军连个影子都没有。湖广大部分地区还在混战，清军主力在追击南明的何腾蛟，远水救不了近火。 郑四维知道，自己这些降军，在清廷眼里本就是“以汉制汉”的棋子，守得住是本职，守不住就是弃子。这种绝望，反而让守军爆发出最后的凶性，战斗异常惨烈。 但顺军更绝望。他们从陕西一路败退过来，身后是如狼似虎的清军八旗，眼前是充满猜忌的南明“友军”。 他们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持续的补给，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打荆州，不仅仅是为南明打仗，更是为自己打下一块能喘口气、能吃上饭的地盘。 这种绝境下的求生欲，化作了攻城时骇人的疯狂。士兵们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爬，刀砍断了就用拳头砸，用牙咬。东城的城墙在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下，开始松动，出现缺口。 这场荆州攻防战，表面上是大顺残部与清军守将的搏杀，骨子里却是明清鼎革之际，所有失败者挣扎求存的残酷缩影。 攻城的一方，是失去了领袖和理想的流寇，为了生存被迫与昔日的死敌合作；守城的一方，是背叛了旧主的新附之军，为了在新主子面前证明价值而拼命。 没有正义，只有生存。这是时代洪流中，两股失去方向的浊浪，在荆州城下进行的惨烈碰撞。 这场顺军用巨大伤亡换来的胜利，最终意义寥寥。他们确实在正月十二日攻破了荆州，郑四维狼狈逃走。 但仅仅四个月后，清军主力腾出手来，在尼堪、勒克德浑等亲王率领下反扑，重新夺回了荆州。大顺军残部再次溃散，张鼐、田见秀等人后来相继降清。 荆州城头变幻的大王旗，用血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在清军已取得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下，任何局部的、缺乏协同的抵抗，都不过是延缓灭亡的徒劳挣扎。 大顺军攻打荆州，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英雄主义挣扎，或者说，悲剧性的困兽之斗。他们战斗的意志并非为了复兴大顺，甚至不全是为了南明，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军队的本能——在绝境中夺取一座城池，获得喘息之机。 这暴露了南明抗清阵营一个致命的弱点：内部无法真正整合。大顺军与南明政权之间血海深仇未消，彼此提防猜忌，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挥和战略。这种“联虏平寇”又“联寇抗清”的混乱策略，导致力量始终在内部消耗。 荆州城下的鲜血，最终白白流淌，它未能改变清军南下的铁蹄。大顺军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最后余光，也在这座江边名城的攻守中，逐渐黯淡、熄灭。 史料出处： 1. 《清世祖实录》顺治三年正月相关记载 2. 《南明史》（顾诚著）中关于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及荆州战役的论述 3. 《小腆纪年附考》等南明史料对荆州战事的片段记载 4. 地方志如《荆州府志》中关于此次战事的简略提及 5. 现代明清史研究中对1645-1646年湖广战局的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