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春天，贵州军区收发室堆满了信件，那封歪歪扭扭写着"杨勇司令员亲启"的信，被压在最角落，整整半个月没人搭理。 直到四月中旬，秘书才把它送到杨勇桌上，信封上的字迹丑得刺眼，跟小学生刚学写字似的。 杨勇拆开一看，里面就半页纸："杨司令，我是孔宪权。娄山关打黑神庙那次，我带突击队。您还记得不？我没死，现在靠砌墙过日子，家里五口人吃饭。能不能……给安排个活干？" 他看完第一遍，眉头就拧成了疙瘩，看完第二遍，突然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孔宪权？他没死？"杨勇记得这个名字，记得太清楚了。 1935年2月，娄山关，黑神庙那个碉堡火力猛得压得人抬不起头，孔宪权当时是红三军团十二团的作战参谋，主动请战带突击队往上冲，天亮时信号枪一响，这人跟疯了似的往敌阵里扎。 后来有人报告说他身中六弹，昏在阵地上了，左腿、肩膀、腹部，血流了一地，部队继续转移前，团部给他开了张证明："孔宪权同志作战英勇，负伤休养，望地方妥为安置。"还留下三百块大洋。 但档案里，这个人早就标注成"牺牲"了，杨勇甚至还准备过追认他为烈士，现在这人居然在遵义当瓦工？杨勇让遵义军分区派人去核实，别暴露身份，先问清楚三件事。 去的是个年轻干事，叫小王，他到枫香镇时，孔宪权正在给人修灶台，小王递过去一根烟："老师傅，听说您以前当过兵？" 孔宪权接过烟，在耳朵上别了别："嗯。" "哪年的事？" "1928年。" "部队番号？" "红三军团十二团。" "认识杨勇不？" 孔宪权的手抖了一下，烟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吹了吹灰："认识。他那时候是团政委。" "娄山关打仗，您在不在？" "在。"孔宪权低头盯着灶膛里的火，"突击队七个人，死了六个。我命大，爬回来了。" 他没说细节，腿上那六个枪眼，有一个打在胯骨上，碎骨头渣子跟肉搅在一块，当地老乡用草药敷伤口，伤是好了，但腿落下了跛疾。 他也没说，部队走后留下的三百块大洋，他连夜埋在屋后老槐树下，第二天财主家就被土匪抢了，他庆幸自己藏得快。 他更没说，这十五年他其实偷偷打听过部队消息，听说过了草地，又过了雪山，心里想：那么多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别添乱了。 小王回去复命时，带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枚生锈的红星帽徽，和一张发黄的纸条——1935年3月，红十二团团部开具的那张证明。 杨勇拿着纸条看了很久，抓起电话："给湖南黄克诚打个电话，就说当年我们团那个'活烈士'，我找到了。" 黄克诚是1932年在浏阳介绍孔宪权入党的人，接到电话，他笑了："孔宪权？那个爱冲在前头的小鬼？我还以为他早牺牲了。" 当晚，黄克诚连夜翻档案，写了份证明："恢复党籍和军籍。"盖了公章，专人连夜送到贵州，杨勇也手写了封回信，就八个字："来信收到，工作安排。" 五月初的一天，孔宪权正在爬梯子补墙，有人喊他，递过来黄克诚签的证明，他扶着梯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眼睛都红了。 慢慢爬下来，把瓦刀别在腰上，又抽出来递给徒弟："你接着干，把这几块砖砌齐。"徒弟问："师傅，你去哪儿？" "去报到。"孔宪权拍拍身上的灰，"说了你不信，我真是红军。" 他被任命为遵义县第七区副区长，负责管民兵和土改，不到一个月，第七区的田亩复查就完成了八成多，百姓都说他办事公道。 1951年，他被调去遵义会议会址筹备组，负责找旧址、收文物，拄着拐杖走访了贵州44个县和邻省，跑了十个月，找回1200多件文物，连当年开会的桌椅、油灯都找到了。 1952年纪念馆建成，他成了第一任馆长，每天拄着拐杖在展室里转，整理史料，给来参观的人讲长征的故事，他爱说一句话："让大家都过上砌墙盖房、安安稳稳的日子，挺好。" 1988年春天，孔宪权在遵义病逝，享年74岁，遗物里有张发黄的信纸，是杨勇当年的回信。不是打字，是手写的，就八个字："来信收到，工作安排。" 这封信他揣了三十八年，边角都磨毛了。 来源：中国 军网《老红军孔宪权：失联15年的娄山关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