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南巨匪姚大榜走投无路，准备下山向解放军投降，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渔翁竟然送了他两条鲤鱼，姚大榜看到鱼后，他顿时脸色骤变，直呼：不能去！ 那天后半夜，姚大榜坐在凉伞老巢的破木屋里，面前那盆炭火早就熄了，只剩一摊冷灰。他把那两条鲤鱼翻来覆去地看，鱼鳃还在一张一合，尾巴无力地拍打着桌面。这鱼来得太“巧”了，巧得让他脊背发凉。 说实话，姚大榜这人能在湘西横着走几十年，靠的就是比别人多长几个心眼。他十六岁就杀人落草，几十年风里雨里，挨过黑枪、中过埋伏、被人出卖过，也出卖过别人，什么场面没见过？贵州讲武堂那几年不是白混的，排兵布阵那一套他懂，但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看人下菜碟”。解放军的劝降广播他听过，儿子姚应科跪着求他下山他也动过心。那盖着红印的保证书就缝在老婆送来的棉腰带里，白纸黑字写着“缴枪不杀，既往不咎”。可这“既往不咎”四个字，对他来说太沉重了。 他盘算过自己手上沾了多少血。早年劫道杀人，后来为了抢地盘灭人满门，最要命的是1936年那档子事，红军伤病员路过晃县，他带人堵在山沟里，一口气杀了四十多个，就在新合乡大树湾那一丘田里，血把稻田都染红了。那些年轻娃娃临死前的眼神，他嘴上不提，心里却像扎了根刺。他信不过任何人，更不信那套“既往不咎”的说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老理儿。 想到这里，他盯着那两条鱼的眼神越来越阴沉。这鱼不是野生的，鳞片整齐，脊背发亮，一看就是池塘里养大的。可问题就在这儿，寨子底下那湾水潭，冷得刺骨，水流又急，根本养不活这种鲤鱼。外人不知道，他这“地头蛇”能不知道吗？送鱼的老头自称是山下溪边的渔翁，可这方圆几十里，哪户人家养鱼、哪口塘出鱼，他心里一本账。这老头，他压根没见过。 这哪里是送礼，分明是递话：山下的情况，你已经摸不着了，什么时候上山、送什么东西，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那个“渔翁”，说不准就是便衣探子扮的。再往深了想，这两条鱼活蹦乱跳地用草绳穿着，要是绳头一收紧，不就是“请君入瓮”的架势吗？他心里那根弦瞬间绷紧了。投降？怕是自投罗网吧。 天亮的时候，他把心腹叫过来，哑着嗓子改了命令：“不去了，寨子加强戒备。”那些本来准备挂出去的白旗，又被他塞回了箱子底。有人后来嘀咕，说姚大榜一辈子迷信，“鱼”谐音“余”，本来是富余的意思，可他偏偏往歪处想，觉得是“鱼死网破”的兆头。也有人说他看见鱼就想起了“钓钩”，哪个钓鱼的不收线？ 其实说白了，什么兆头不兆头，都是给自己找台阶下。真正让他打退堂鼓的，是他压根就不信这世道能容得下他。他这一辈子，从泥巴地里爬出来，靠的是狠，守的是疑。枪杆子握在自己手里才踏实，脑袋得搁在自己枕头边上才安心。让他下山去当一个“阶下囚”，哪怕有好吃好喝供着，那也比杀了他还难受。 没过几天，他就跟芷江的匪首杨永清勾搭上了，扯起“反共游击队”的旗号，钻进了更深的老林子。儿子姚应科最后一次上山劝他，被他拿枪指着脑袋轰了出去，父子俩从此恩断义绝。可叹的是，他自认为熟悉的那十万大山，那能让他躲藏半辈子的深山老林，这一次却护不住他了。 解放军不跟他玩虚的，军事清剿加上政治攻势，老百姓被发动起来之后，那些密道、暗哨、藏粮的山洞，一夜之间全都不再是秘密。他那二百来号人，在正规军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一冲就散。从凉伞退到中寨，从中寨败走新寨，一路被打得抬不起头。 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十二月二十五号，没星星没月亮，姚大榜带着二十几个亲信摸到㵲水河边的十家坪，想趁黑渡河逃往贵州。船撑到河心，对岸突然枪声大作，埋伏的解放军和民兵根本没给他反应的时间。混战中，船翻了，人仰马翻。几天后，他的尸体在河下游的礁石缝里被发现，泡得肿胀，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装旱烟的布袋子。 说起来也可笑，他躲了一辈子，防了一辈子，最后却死在一条他以为能逃出生天的河里。那两条鲤鱼，倒真成了他命运的谶语，只是不是“礼遇”，也不是“鱼死网破”，而是像鱼一样，在乱枪之中，溺水而亡。 我想，姚大榜这辈子，真正让他恐惧的从来不是那两条鱼。鱼只是个引子，引出了他心里那坛陈年老醋，他知道自己欠下的血债太多，多到他自己都不敢细算。他信不过任何人的宽恕，因为换作是他自己，也绝不会宽恕别人。这种人的悲剧就在于，用自己那颗狠毒的心，去揣度所有人的善意，到最后，把自己活活困死在那座猜忌的牢笼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