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大特务周伟龙出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眼见国民党大厦将倾，他开始酝酿弃暗投明工作。这交通警察总队是原来中美合作所进行特务训练后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戴笠对周伟龙的信任与倚重非同一般，不仅因为他们是黄埔校友，更因为周伟龙身上有一种戴笠最看重的特质：既有特工的机敏，又有带兵打仗的狠劲。 抗战时期，他被派往上海这个龙潭虎穴担任站长，组织情报暗杀，还一手拉起了“忠义救国军”这支武装，成为戴笠手中最硬的军事牌。 周伟龙是戴笠在军事领域的代言人，两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形成了一种深度捆绑的政治生命共同体。 戴笠坠机身亡，周伟龙最大的政治靠山轰然倒塌，军统内部的权力真空迅速被毛人凤填补，随之而来的是对戴笠旧部的系统性清洗。 周伟龙虽然凭借资历和实力，出任了交通警察总局局长，但他与毛人凤之间的矛盾早已埋下，这个交警总局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指挥交通的警察。 它的前身，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武装特务，为了在战后安置并合法化这支力量，戴笠生前费尽心机才促成了这个机构的诞生。 其下辖18个总队，总兵力高达十余万，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从冲锋枪到火箭筒应有尽有，战斗力甚至超过国民党的正规军。 周伟龙坐在这个位置上，手握如此精锐的武装，自然成了毛人凤的眼中钉，毛人凤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周伟龙的存在，就是他掌控军统武装的最后一道障碍。 时间来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精锐尽失，长江防线岌岌可危，整个政权已是大厦将倾之势。 身处上海的周伟龙，内心开始剧烈动摇，他看到的，是前线的节节败退和后方的腐败不堪，这让他对国民党的未来彻底失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周伟龙的同乡、旧部等多种渠道，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经过多次秘密接触和会谈，周伟龙逐渐产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他掌握的这支交警部队，是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周边最重要的机动防御力量，如果能在解放军渡江的关键时刻倒戈，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周伟龙向中共方面提供了交警部队的兵力分布图、装备清单，甚至是上海周边的防御工事图。 他还承诺，在解放军进城时，会下令部队放弃抵抗，保护上海的铁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免遭破坏，这在当时国民党高层下达“焦土政策”的背景下，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周伟龙的行动虽然隐秘，但未能摆脱毛人凤布下的天罗地网，毛人凤对周伟龙早有防范，安插了大量亲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周伟龙与中共代表的秘密接头被特务跟踪，其联络渠道被截断，他的副手马志超等人也向毛人凤进行了告密。 1949年5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毛人凤以开会为名，将周伟龙诱骗至上海软禁，随后秘密押往台湾。 到了台湾，周伟龙就成了笼中之鸟，他试图通过昔日关系求情，但所有消息都被毛人凤封锁，在毛人凤的亲自操办下，尽管周伟龙坚决否认，但一纸由蒋介石签署的处决令还是下来了。 1950年的一个清晨，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这位曾经的军统巨头，在不知道自己已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被押赴刑场，最终在一声枪响中结束了生命。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