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陈毅被叛徒陈宏诱骗下山，陈毅下山后因口渴，向一位正在洗衣服的少妇讨水喝，谁知少妇竟是叛徒妻子，叛徒妻子的一句方言，竟救了陈毅的命。 1937年春天，当时，曾经担任过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叛变了。这人在红军里资历极深，他对红军的运作模式、游击队的藏身规律，甚至陈毅、项英的心理状态，简直摸得透透的。龚楚投靠国民党后，为了换取荣华富贵，马上就把屠刀挥向了昔日的战友。他抓捕了地下交通员陈宏。 陈宏这小伙子，17岁就参加革命，本来也是个硬骨头。但在龚楚极其残酷的严刑拷打和诛心的反复诱惑下，陈宏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选择了背叛。 陈宏这一叛变，简直是个灾难。他不仅供出了大余县城的秘密交通站“广启安糖铺”，还配合龚楚设下了一个专门针对陈毅和项英的毒计。他们伪造了一封“中央特派员”的密信，派人送到梅岭山上，说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就在大余城南饭店，要陈毅他们马上下山接头。 激动归激动，他脑子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他心里犯嘀咕：陈宏去搞兵运工作没多久，怎么突然就能联系上中央特派员？既然中央来人了，为了安全起见，为什么不直接把人带上山，偏要他们下山去那种人多眼杂的饭店？ 为了稳妥起见，陈毅决定不和项英一起去，而是自己带着警卫员先下山探探虚实。 这一探，就探到了生死边缘。 下山的路上，日头毒辣，陈毅走得口干舌燥，嗓子眼都在冒烟。正好路过一户农家，院子里有个少妇正在低头洗衣服。陈毅想着讨口水喝，顺便探探路，就走上前去。 这个少妇端来一碗水，陈毅一口气喝干，随口就问了一句：“大嫂，陈宏老弟在家吗？我是他朋友，路过想找他叙叙旧。” 少妇连头都没抬，带着几分傲气，用纯正的当地方言随口回了一句：“到团部去了！” 少妇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人是谁，她确实是陈宏的妻子。陈宏叛变后跟着国民党混，自然是去了国民党的“团部”。她这句话，说的是大实话。 但绝就绝在，方言的口音差异，在这个致命的瞬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陈毅是四川人，对当地口音并不是百分百精通。他把“团部”这两个字，硬生生地听成了发音极其相似的“糖铺”。 “糖铺”？广启安糖铺！那可是地下党的绝密交通站！ 换做普通人，听见朋友去了糖铺，可能转身就去糖铺找人了。但在陈毅这种常年在刀尖上舔血的地下工作者听来，这简直是一声惊雷！ 咱们来盘盘这里的逻辑：地下党工作的最高原则是单线联系、绝对保密。如果陈宏真的是去秘密交通站执行任务，他绝对不可能把“糖铺”这个机密地点告诉自己的老婆；就算退一万步他违规告诉了老婆，一个普通妇人，又怎么可能把这种掉脑袋的机密，如此轻描淡写地告诉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这完全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常识！ 这一瞬间的逻辑推理，比任何警报都管用。陈毅立马意识到：出事了，陈宏绝对出问题了，前面绝对是个要命的圈套！ 陈毅面不改色地道了谢，转过身，冷汗恐怕已经湿透了后背。他没有去饭店，而是决定在外围暗中观察一下“糖铺”的情况。果然，当他悄悄靠近糖铺所在的那条街时，发现周围气氛极其诡异，一队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兵正朝糖铺包围过去。潜伏在周围的同志也冒死过来报信，证实了陈宏已经叛变。 大网已经撒下，全城戒严。陈毅立刻决定撤回梅岭。 但在返回的半路上，死神再次和他擦肩而过。陈毅迎面撞上了一队正在搜山的国民党士兵。 带队的军官凶神恶煞地拦住他盘问。陈毅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操着一口文雅的强调说：“兵大哥，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听说梅岭的茶叶好，特意来找老茶农买点好茶。” 军官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人，虽然没立刻认出他就是悬赏三万大洋的红军头目，但显然没打算轻易放人，非要逼着陈毅给他们带路去搜山。 跟着敌人走了一段路后，陈毅知道再拖下去，一旦碰上认识他的叛徒陈宏，一切全完了。他急中生智，突然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满脸痛苦地哀嚎起来，装作突发急症要去方便。 路边正好有个破旧的茅厕。敌人嫌弃地摆摆手让他快去。陈毅一钻进茅厕，抬头就发现后墙比较矮，外面连着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他没有任何犹豫，忍着身体的剧痛，双臂一发力翻过矮墙，连鞋子都顾不上捡，直接扎进了深山老林里。等敌人发觉不对劲冲进茅厕时，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空洞的土墙和无影无踪的“教书先生”。 逃入梅岭的陈毅，依然没有脱离险境。敌人气急败坏，封锁了所有下山的道路，在山上展开了地毯式搜索，最后竟然使出了绝户计，放火烧山。 漫山遍野的大火燃起，陈毅和战友们被困在半山腰的岩洞里，弹尽粮绝。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大火即将吞噬他们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倾盆大雨呼啸而至，将漫山的大火浇得干干净净。陈毅凭借着极其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这难得的天时，带着部队连夜转移三十多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成功保住了南方游击队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