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名身患重症的孕妇正要进行手术，林巧稚拦下做手术的医生，说：“让她出院吧。” 咱们站在客观的角度评判一下，林巧稚敢做这个决定，等于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名誉全都押了上去。万一看走眼了呢？万一肿瘤恶化了呢？但林巧稚当时只认一个死理：医生看病，不能只看眼前的“病”，还得看眼前这个“人”的未来。 最终，董莉被安排出院回家养胎，条件是每周五必须雷打不动地回医院复查。在那漫长的几个月里，林巧稚承受的心理压力绝不比董莉小。好在，奇迹如期降临。六个月后，林巧稚亲自操刀为董莉做了剖腹产，一个健康的女孩呱呱坠地。更令人激动的是，随着分娩结束，董莉体内的肿瘤真的奇迹般地消失了。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01年的鼓浪屿，去看看这位万婴之母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林巧稚五岁那年，母亲因为产褥热不幸早逝。在那个年代，女性生孩子就等于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母亲临终前的痛苦，成了林巧稚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她的父亲林良英是个开明的人，从小就教育她：“当不了好官，就该做个好大夫。” 怀揣着救助女性的执念，林巧稚考进了当时的最高医学殿堂——协和医学院。那可是全英文教学、八年制、淘汰率高得能让人发疯的地方。但林巧稚硬是咬着牙，拿下了协和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专为优秀毕业生设立的最高荣誉“文海”奖学金。 真正让人敬佩的，是她在面对人生分岔路口时的抉择。当时的协和有一条极为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规定：女医生一旦结婚，就必须立刻离职。面对这份不公平的契约，林巧稚为了能留在心爱的手术台前，果断选择了终身不嫁。她把自己本该享受的儿女情长，毫无保留地全部倾注给了全中国的产妇。 林巧稚在医学上的严谨，是出了名的“不近人情”。她极度反感那种脱离临床、只在办公室里看报告的作风，极力推行“床边教学”。 她要求学生必须守在产妇床边，一笔一画地记录宫缩频率和胎心变化。在协和，谁要是敢把病历写得潦草应付，绝对会被林巧稚训得抬不起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病历是医生的脸面，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 这种“死磕”精神，在救治另一位叫焦海棠的产妇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焦海棠之前生过五个孩子，但后三个全都在刚出生不久就因为全身严重黄疸夭折了。当她再次怀孕找到林巧稚时，林巧稚敏锐地察觉到，这极有可能是母婴血型不合导致的严重新生儿溶血病。 在那个年代，国内对于这种病的治疗几乎是一片空白。林巧稚没有退缩，她一头扎进图书馆，翻烂了成堆的外文文献，又在实验室里做了无数次的动物实验。等到焦海棠在北京生下孩子，仅仅三个小时后婴儿就出现了严重的黄疸。 林巧稚当机立断，采用了当时国内极其罕见的脐静脉换血疗法。全神贯注地操作，抽血、输血、补钙……经过连续三次的全身换血，婴儿原本焦黄的皮肤终于透出了健康的红晕。这条小生命，硬是被林巧稚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数据，如今新生儿溶血病的治愈率已经极高，但这背后，离不开当年林巧稚这些先驱者们在黑暗中摸索出的标准化操作规范。 在漫长的从医生涯里，林巧稚见证了太多因为贫穷和无知导致的悲剧。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很多大夫为了生计转行，但林巧稚却在东堂子胡同开了一家小诊所，继续给老百姓看病。遇到实在掏不出诊费的穷苦人家，病人拿鸡蛋来抵债，她总是摆摆手退回去，甚至还会自掏腰包给病人抓药。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她更是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农村，极力推行产前检查，把科学的生育观念普及到最基层的妇女中去。你可能不知道，就连咱们敬爱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当年也是经由林巧稚的双手，平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 她研究妇科肿瘤，从来不只是看看切片那么简单。她有一套极其严苛的临床随访制度，哪怕病人出院十年、二十年，她也要想方设法追踪病情变化。正是靠着这种笨功夫，她积累下了最真实、最宝贵的临床一手数据，最终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和那部影响深远的《妇科肿瘤》。那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表，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回过头来看，林巧稚一生未婚，自己没有生养过一个孩子，但她亲手接生了超过五万个新生命。临终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她，嘴里念叨的依然是：“快！拿产钳来！产钳……”她留下的最后遗嘱，是将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部捐给托儿所和幼儿园。 咱们今天坐在这里聊林巧稚，绝不只是在讲一个感人的老故事。在这个医疗技术高度发达、各种高精尖仪器层出不穷的时代，咱们依然需要林巧稚精神。这种精神，是面对疑难杂症时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是把病人当成平等的人去尊重和关怀的温度，更是为了国家医学事业可以放弃个人利益的至高境界。 她用54年的坚守，把自己活成了一盏长明灯，彻彻底底地照亮了中国妇产科学的前路。致敬林院士，真正的国士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