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作协的2楼窗口，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楼下做操的年轻女人。她22岁，身材丰满，弯腰时露出一截雪白的腰线。而窗口那个45岁的男人，正是大诗人艾青，写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可此刻，他的眼里只有欲望。 故事得从一段包办婚姻说起。1935年，听从父母之命，25岁的他娶了裹着小脚的表妹张竹茹。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新婚夜他醉酒拒绝入洞房，勉强维持了半年就以教书为借口离家出走了。如果故事停留在“反抗封建婚姻”，那他确实是个勇士。可到了1939年，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张竹茹，靠着一双小脚，从浙江老家徒步走了一千多里路去桂林寻夫。迎接她的是什么？是丈夫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年轻同居的女孩。面对结发妻子的哀求，他毫无半分悲悯，冷冰冰地甩下一句“地方小住不下”，连亲生骨肉出生都未曾去探望一眼，任由那个无名的婴儿在次年夭折。 那个让他彻底抛弃发妻的女孩，叫韦嫈（原名张月琴）。 两人初识在1936年的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当时女孩在操场学骑自行车，他为了表现自己跑去试骑，结果重重地撞在墙上惹得女孩大笑。 这一笑，就把他的魂勾走了。三年后他们在桂林重逢，为了把女孩留在身边，这位大诗人展现出了极其可怕的控制欲。他在湖边突然下跪，狂吻女孩的手，甚至做势要跳湖自尽来威胁对方不许离开。女孩被这份“浓烈”的情感吓住，留了下来，结果经常被他反锁在屋里不让出门。 韦嫈陪他走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挺着大肚子跟他去延安，为他生下了四个孩子。两人曾经也有过极其甜蜜的时光，他甚至用胶泥精心为妻子捏过一个浮雕头像。可当新中国成立，日子彻底安稳下来后，裂痕出现了。韦嫈有自己的追求，想要学习、工作，而他只希望妻子安分地做个全职主妇。理念的巨大冲突让这位诗人失去了耐心。1955年，两人彻底撕破脸对簿公堂，16年的“文艺伴侣”生涯画上句号。他凭借优渥的条件拿到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韦嫈只带着一个女儿黯然离场，此后终生未嫁。 也正是在打离婚官司的这一年，他的目光已经死死锁定了新的猎物。 1955年的北京作协大院，大家都在做工间操。 他站在二楼的窗户后，目光始终跟随着楼下22岁的人事科干部高瑛。高瑛换位置，他的眼神也跟着换。当时的她，18岁就嫁人，育有两个孩子，正深陷在丈夫隐瞒乡下发妻的痛苦婚姻里。他明知道对方有家庭，依然不管不顾地递纸条：“星期日上午9时，春明食品店等你，一定要来”。 面对大诗人的狂热追求，深陷婚姻泥沼的高瑛明知道是火坑，依然纵身跳了下去。短短三个月，他写了27封肉麻的情书。“你的眼睛里有团火，和我诗里的火一样”，两人以“表兄妹”的名义在颐和园、八大处租房秘密同居。更荒唐的是，他居然用革命的话语来为自己的出轨辩护，宣称“离婚是革命的选择，我们的感情是对旧婚姻的背叛”。 这种把私欲包装成崇高理想的行为，终于遭到了反噬。高瑛的丈夫谭谊直接拿着9封情书复印件将两人举报。1955年8月，警方在一家西餐厅将这对情人抓获。1956年3月，法院以重婚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六个月。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悲的是，身在铁窗之内的他，居然还在大谈但丁的《神曲》，坚持认为“诗人应有情感自由”。高瑛也彻底沦陷在这份禁忌之恋中，在劳教所里为他写下“每片落叶都写着你的名字”。 出狱后的第二天，两人火速登记结婚。为了表明新生，高瑛甚至把过去的旧物半夜全扔进了护城河。 可命运没有给他们太多岁月静好。1957年，一场风暴袭来，他被划为“右派”，随后被下放北大荒，后来又被押送到被称为“小西伯利亚”的新疆农场。 昔日风光无限的大诗人，精神彻底崩溃了。他半夜从床上蹦起来，用头疯狂撞墙，绝望地大喊：“你说我反党吗？”去文化宫散心时，神志恍惚的他甚至去打三轮车夫的屁股。在这段毫无尊严、每天要在戈壁滩的严寒中去砸厕所冰块的日子里，是不到三十岁的高瑛像哄孩子一样，死死护住了他。 为了不让他受刺激，高瑛每天早早在门口等报纸，把带有敏感字眼的报刊直接扔掉。单位逼高瑛开大会揭发他，高瑛面对人山人海的会场，当众宣布自己毫无可揭发的内容，并主动要求退团，哭着跑回家继续守着这个精神失常的丈夫。晚年的他患上类天疱疮，一天要吃14种药，性格依然暴躁多疑，拒绝服药。高瑛只能像对待婴儿一样，用勺子铺一层酸奶，把药片碾碎夹在中间，再盖上一层酸奶，哄骗他吞下去。 遗憾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平反重获地位后，这位早已步入晚年的诗人，依旧没有改掉追逐新鲜感的毛病。他借口“谈稿子”夜不归宿，被目击与年轻的女编辑在街头亲密散步。当忍无可忍的高瑛摔碎他的诗集，愤怒地斥责他“一生只忠诚于诗稿”时，他居然坦然承认：“对。” 我们回顾他这一生的情感轨迹，会发现一个令人胆寒的事实：这位写下无数深情诗篇的巨匠，在真实的情感世界里从未真正爱过别人，他始终只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