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三的时候，英语老师是班主任。她那时候还很年轻，没有结婚。每天早晨，她要求我

我上初三的时候，英语老师是班主任。她那时候还很年轻，没有结婚。每天早晨，她要求我们很早就到校。那时候我们班大半同学住得偏，最远的要坐四十分钟公交，六点刚过就得揣着馒头往车站跑。天不亮的街道没什么人，只有早点摊的灯亮着，我们裹着外套缩着脖子，心里都憋着股怨气，私下里偷偷叫她 “催命鬼”。 初三那年的冬天，天总是亮得特别慢。 我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二十出头，马尾辫甩起来带着刚毕业的冲劲，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比晨光先到教室。 她有个铁规矩——六点五十必须坐在座位上早读，迟到一秒钟，就得站着听完早自习。 我们班大半同学住郊区，最远的阿杰要倒两班公交，四十分钟的路，六点刚过就得揣着冷馒头往车站跑。 天不亮的街道像浸在墨水里，只有街角早点摊的灯是暖黄色的，我们裹着校服外套缩着脖子，呵出的白气刚飘起来就散了，心里那点怨气却越积越厚——私下里，我们早给她起了外号，“催命鬼”。 第一次跟她“正面刚”是阿杰迟到那天。 他冲进教室时七点零二分，额头上全是汗，手里的馒头啃了一半，她正站在讲台边翻备课笔记，头都没抬：“门口站着。” 阿杰梗着脖子：“老师，我六点就出门了，公交坏半路……” 她终于抬头，眼睛很亮，却没什么温度：“坐下。明天起，提前十分钟出门。” 后来我们发现，她好像比我们更早。 有次我五点五十到学校，教学楼的铁门刚开，就看见她抱着一摞作业本往办公室走，校服外套没拉拉链，风把她的围巾吹得飘起来，像只赶路的鸟。 你说，那时候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没结婚的年轻老师，为什么非要陪着一群半大孩子，在冬天的黑夜里赶早呢？ 真正让我们闭嘴的是期末考前那个早读。 那天我起猛了，六点半就到了教室，刚坐下就听见办公室有动静——是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对，就是初三（二）班，孩子们基础弱，我想每天多补半小时……不用不用，我住学校宿舍，早起不麻烦……” 我们总以为她的严格是“折腾”，却没看见她办公室亮到深夜的灯，没算过她每天比我们多走的那两公里路——她住学校宿舍，离教学楼不过五分钟，却比住四十分钟外的我们到得还早。 她没说过“我是为你们好”这类话，却用每天的晨光替我们铺了路——期末考，我们班英语平均分从年级倒数冲到第三，阿杰的公交卡上，多了好几张她偷偷塞的零钱，说是“公交补贴”。 后来毕业聚会上，阿杰喝多了，抱着她哭：“老师，对不起，我们以前叫你……” 她笑着拍他的背，还是那条围巾，这次围得很整齐：“我知道啊，催命鬼嘛。” 全场都笑了，笑着笑着就有人红了眼眶。 很多年后同学聚会，聊起她，总有人说：“要不是当年她那么催，我大概考不上高中。” 原来年少时的我们，总爱用偏见给别人贴标签，却忘了每个“严格”背后，可能藏着一个人偷偷的、笨拙的托举。 现在想起那个冬天的早晨，早点摊的暖黄灯光还在记忆里亮着，只是不再觉得冷了——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比灯光更暖的，是那个被我们叫“催命鬼”的人，用自己的青春，给我们照亮的那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