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位女红军在牧民家中诞下一子。当马家军搜捕时，她正给孩子喂奶，危急关头，邻居皮匠堵住柴门，低声喊道：“别喂了，和我成亲！”女红军含泪将孩子递给大嫂后，披上了红盖头。 杨文局本是西路军总供给部的保管科长，丈夫郑义斋是供给部部长。 三个月前，西路军被马家军围困在祁连山，郑义斋带着部队经费前往总部途中遭遇伏击。 战友亲眼看见他中弹落马，却仍厉声命令警卫员“经费要紧，赶快走”，最终和十几名警卫人员全部牺牲。 那时杨文局已怀孕八个月，亲眼目睹丈夫牺牲的惨状，她咬碎了牙，只有一个念头，保住腹中的孩子，保住丈夫用生命守护的希望。 突围途中，杨文局和几名战友被俘。 押解路上，敌人把她的头发绑在马尾上拖行数里。 就在被押往青海的半路上，阵痛突然袭来，她在剧痛中生下了儿子。 马家军嫌她累赘，干脆把她扔在路边。 她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抱着襁褓中的孩子，一路乞讨，最终晕倒在武威附近的一个村寨外，被好心的牧民大嫂李坚草吉救回了家。 大嫂给孩子取名郑民，悄悄藏在柴房里照顾母子俩。 村寨里的人大多淳朴，却也怕马家军的屠刀。 邻居皮匠是个单身汉，平时沉默寡言，却总在暗中照拂她们，时不时送来些晒干的馍馍。 他知道杨文局的身份，也清楚马家军的手段，那些天他总在村口徘徊，留意着来往的陌生人。 马蹄声越来越近，杨文局慌忙捂住孩子的嘴，可婴儿饿极了，还是发出了细碎的哭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柴门被“哐当”一声顶住，皮匠的身影堵在门口，说道：“别喂了，和我成亲”。 她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大嫂早已红了眼眶，默默伸出手，准备接过孩子，杨文局颤抖着把孩子递给大嫂，说道：“大嫂，拜托你了”。 皮匠早已备好一块红布，那是他攒了很久的钱买的，原本想留着给自己做件新衣裳。 他把红布盖在杨文局头上，对着冲进来的马家军嚷嚷“这是我刚娶的媳妇，身体不好，在家养病”。 马家军上下打量着披红盖头的杨文局，又看了看皮匠手里的皮革工具，没再多问，骂骂咧咧地去别家搜查了。 红盖头下的杨文局，眼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 这场没有祝福的婚姻，是她活下去的盾牌。 婚后，她白天装作温顺的媳妇，夜里就悄悄打听红军的消息。 皮匠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却在村口摆了个小杂货摊，一边做买卖一边帮她留意来往行人。 有几次她偷偷带着孩子想去找组织，都被皮匠追了回来，他没指责，只是默默递上干粮“等风头过了，我陪你去”。 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对革命的信念，都藏在心底。 平日里，她会给村寨里的孩子讲故事，悄悄教他们说“为人民服务”，就像丈夫当年教她的那样。 皮匠从不干涉，只是在她讲完后，默默把院子打扫干净，防止有外人偷听。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在大嫂的照料下渐渐长大，会咿咿呀呀地喊“娘”，每次听到这声呼唤，杨文局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1949年，解放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的消息传来。 杨文局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给皮匠缝补磨破的鞋。 她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愣了许久，突然放声大哭。皮匠默默递给她一块手帕“去吧，去找你的队伍”。 他早已帮她打听好路线，还连夜赶做了一双结实的布鞋。杨文局找到大嫂，想接回孩子。 大嫂抱着已经十岁的郑民，哭得泣不成声“这孩子，我养了十年，舍不得，可我知道，他该回到你身边”。 郑民看着眼前的杨文局，有些陌生，却还是怯生生地伸出手，拉住了她的衣角。 临走时，杨文局给皮匠深深鞠了一躬，后来，杨文局带着孩子找到了组织，重新穿上了军装。 她从未忘记那个村寨，忘记大嫂的恩情，更忘记皮匠的挺身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