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7日上午，在某部担任警卫班长的赵保群突然接到命令:“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执行一项艰巨任务，今天下午，由你带5名战士去301医院，监护一名特殊病人张续，你们到岗后，不准与他谈论政事，病房门口要用屏风挡住，不许他与外人接触，每周二或周五病人家属来院探望时，要在旁边监听，谈话内容须作记录。病人生活不得给予照顾和方便。” 命令接得突然，赵保群心里咯噔一下。他当兵这些年，从没听过这样的监护要求，屏风挡门、监听记录、不准给方便，这哪像对待病人，分明是看管要犯。可“特殊病人”四个字又让他把疑问压回肚子里。军令如山，下午三点，他带着五个同样一脸茫然的战士，准时站在了301医院那条安静的走廊上。 病房门一推开，消毒水味扑面而来。窗边那张病床上，靠坐着个清瘦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眼镜，手里捏着本翻旧了的书。听到动静，老人转过脸，目光平静得像秋天的湖。赵保群愣了一下，这和他想象中不太一样。没有阴沉，没有焦躁，那眼神里甚至有点温和的探询。战士们在门外竖屏风，木架子的摩擦声格外刺耳，老人只是静静看着，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说不清是苦笑还是别的什么。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六个人分三班倒，病房门口永远有人笔直站着。屏风把那扇门遮得严严实实，里头除了医生护士定时进出，再没别的声响。赵保群偶尔从屏风边缘往里瞥一眼，总看见老人要么看书，要么望着窗外那棵槐树出神。他看书时极专注，手指轻轻划过纸页；看树时眼神又飘得远，好像透过枝叶在看别的东西。 每周二或周五下午，会有一对中年夫妇来。那是病人的儿子和儿媳。每次见面，屏风撤开片刻，赵保群就站在门边，笔记本摊开，耳朵得竖起来。可他们的对话总是那几句——“爸，今天好些没？”“药按时吃了吗？”“缺什么不？”回答也总是简短的“好”“吃了”“不缺”。儿子说话时总低着头，手指捏着衣角；儿媳把带来的苹果轻轻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小心翼翼。老人话不多，可每次他们转身要走时，他总会补一句：“路上慢点。”声音很低，但赵保群听见了。 记录本上的内容越来越单薄。有一回，儿子临走前突然小声说了句：“家里海棠开了。”老人眼皮抬了抬，轻轻“嗯”了一声。赵保群笔尖顿住，这该不该记？他最终只写了“谈及家常”四个字。 夜里值班最难熬。走廊灯昏黄，整个病区静得只剩下呼吸声。有一晚，赵保群路过病房，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一声接一声，听着都揪心。他脚像钉在地上，想起命令里那句“生活不得给予照顾和方便”。正犹豫，咳嗽停了，传来老人摸索水杯的声音，可能没拿稳，“哐当”一声轻响。赵保群转身推开屏风，走进去，捡起地上的搪瓷缸子，到走廊尽头饮水处接满温水，放回床头柜上。全程没人说话。老人看着他，点了点头。赵保群出去时，觉得自己后背都是僵的。 后来，这种“破例”渐渐多了。护士忙不过来时，赵保群会“顺路”把药盘带进去；老人想换靠窗的位置透透气，他会默许战士搭把手；甚至有一次，老人问能不能找当天的《参考消息》，赵保群犹豫半天，还是把自己那份从门缝递了进去。他对自己说：这不算谈论政事，看报纸而已。 有个新来的小战士私下嘀咕：“班长，咱这到底是监护还是伺候？”赵保群瞪他一眼：“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多话！”可他自己心里也乱。他想起老家生病卧床的爷爷，要是有人这么看着守着却不给一点暖和气，他心里啥滋味？ 那天下午，儿子儿媳又来探望。临走时，儿媳突然从包里掏出个小布包，塞到老人手里：“爸，这是妈……这是家里做的绿豆糕，您以前爱吃的。”声音有点颤。老人握着布包，手微微发抖。赵保群清楚看见，老人眼角亮了一下。他低下头，在记录本上慢慢写：“家属送自制糕点一包。”写完了，又把最后五个字重重涂掉，改成“家属送生活用品”。 春天快过完的时候，槐花开了，香气一阵阵飘进走廊。老人的身体似乎好些了，有天竟主动和赵保群说了句：“今天天气不错。”赵保群下意识回了句：“是啊，外面槐花挺香。”说完心里一紧，这算违规吗？可老人笑了笑，没再说话，又望向窗外。 任务结束得和开始时一样突然。一个月后，上面来人通知撤离，屏风拆走，病房恢复了普通模样。交接时，赵保群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老人正靠在床头看书，夕阳透过窗户，给他花白的头发镀了层金边。他似乎感觉到目光，抬起头，朝门口轻轻点了点头。 很多年后，赵保群才辗转知道“张续”究竟是谁。那段记忆翻上来，他想起的不是命令的严苛，不是屏风的突兀，而是那双平静的眼睛，是那句“路上慢点”，是深夜搪瓷缸子碰地的轻响，是那个被涂掉又改写的记录。他有时会琢磨：一道命令可以竖起屏风，可以规定记录，可以禁止交谈，可人心里头那些最本能的判断、那些沉默里的体察、那些瞬间的柔软，真的是几条规定能完全框住的吗？在“原则”与“人情”之间，或许总有些缝隙，光照得进来，温度也透得过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