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有个叛徒主动找到了李克农，哭着说自己知道错了，求李克农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李克农盯着他看了半天，说了句：“机会我可以给你，但你自己得珍惜！” 那叛徒叫陈文启，早前在苏区搞过宣传工作。三九年跟着交通员往上海送文件，半道被特务盯上，关了两天小黑屋，皮带抽断三根，到底没扛住。他交代了两个联络点的位置，害得三名同志被捕，其中一个还是怀胎六个月的孕妇。陈文启自己倒捡了条命，被安排到伪政府文书科抄写文件，成天缩着脖子做人，走路都不敢抬头。 李克农那天穿着洗得发灰的军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他盯着陈文启看了足足五分钟，屋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爆开的噼啪声。陈文启跪在地上，棉裤膝盖处磨破了，露出里头发黑的棉絮。“你知道那孕妇后来怎么样了吗？”李克农突然问，声音压得低低的，“孩子生在看守所草堆上，脐带是用生锈的剪刀剪断的。”陈文启浑身一哆嗦，脑门磕在地砖上，咚咚地响。 说实在的，当时根据地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候。日军扫荡一轮接一轮，老蒋那边又搞摩擦，情报系统像张破渔网，到处都在漏水。叛徒投诚的事不是头一遭，多半直接送上军事法庭，可李克农偏偏收下了陈文启。这个决定让保卫科的年轻人想不通，有个小战士气得摔了搪瓷缸子：“这种软骨头就该枪毙！” 李克农有自己的算盘。他让陈文启住进后院柴房，每天只准在院子里活动三十步，吃的和战士们一样是黑豆糊糊。有天深夜，李克农提着马灯推开柴房门，扔过去一沓空白纸。“把你能想起的特务机关人员、习惯、暗号，所有鸡零狗碎都写下来。”顿了顿又说，“写错一个字，明天早饭就别吃了。” 陈文启开始像头拉磨的驴，白天在院里转圈，晚上趴在土炕上写材料。写着写着突然嚎啕大哭，他想起了那个被他出卖的孕妇的名字，叫柳秀英，江西兴国人，做的一手好笋干。材料交上去第七天，敌工部的同志靠着里头一条“南京路稽查队换岗爱在电线杆上磕烟灰”的细节，成功救出了两位被捕的金融干部。消息传来时，陈文启正蹲在院里搓洗自己的破棉袄，搓着搓着把脸埋进湿衣服里，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枯叶。 这故事让人心里头发沉。叛徒回头到底该不该收？有人说这是妇人之仁，叛变就像摔碎的瓷碗，粘得再牢也有裂缝。可当时的环境特殊啊，每一个能用的人手都可能关乎整条战线的安危。李克农那话说得重——“你自己得珍惜”，这五个字比枪子儿还沉。他不是给陈文启机会，是给那个还没完全烂透的良心一点缝隙。 陈文启后来没成英雄，也没再进核心部门。抗战胜利后他在印刷厂当校对员，五三年查肺结核时拍的胸片显示，他肋骨位置留着当年受刑时的旧伤增生。厂里年轻人不知道他底细，只当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有回工会发电影票，放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看到李侠就义那段，陈文启突然起身往外走，在放映厅外的台阶上坐了一宿。 这事让我琢磨了很久。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那些在阴影里挣扎的人，身上往往打着时代的烙印。李克农当年那道审视的目光，看的不仅是跪在地上的叛徒，更是在掂量人性里最后那点火星值不值得挽救。战争会逼出人最不堪的样子，但也总有人在废墟里试图捡起破碎的良心，虽然沾着泥污，虽然再难拼凑完整。 说到底啊，给机会是一码事，真正直起腰来把日子过下去是另一码事。陈文启们余生都得背着那块看不见的墓碑活着，这或许比子弹钻进胸膛更折磨人。可话又说回来，比起那些一条道走到黑的，能在悬崖边缩回脚的人，终究还是让人多一声叹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