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又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让华国锋掌握实权。 往回看，故事得从山西交城县城说起。 一九二一年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在个普通工人家，本姓苏，名苏铸，六岁丧父，家里像是突然断了根。等到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路过交城，开仓济粮，街上第一次有了让人抬起头的希望。 十五岁的少年站在学校操场边，看着人群激动，那时没人能想到，这个沉默的孩子后来会和毛主席的名字扯上关系。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日本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五百骑步兵占了交城，日伪维持会登场，老百姓心里都凉。 半年之后，十七岁的苏铸瞒着母亲，跟着同学步行八十多里，去牺盟会的抗日游击队报道。后来进青年干部训练班，入了党，把名字改成“华国锋”，从此离家独立过命。他说过一句话：“不牵连家里。”话不多，却能听出倔劲。 在晋绥八分区，他才真正磨出一副能扛事的骨头。 一九四二年秋，林枫把晋绥的局势汇报到延安，毛主席只说一句：“把敌人挤出去。”年底，县里让华国锋负责三区挤敌斗争，盯上芝兰这个要冲。芝兰村守着三条川，是八分区机关所在关头的门槛。他发动附近十五里群众坚壁清野，大家抬着锅碗往山沟里躲，村里只剩几户守着。 鬼子找不到粮吃，连柴火都得从太原运。华国锋安排民兵从山上盯梢，只要运输队露头就伏击。村里那口井成了“命根子”，鬼子天天派人提水，他先让人往井里扔死猫死狗，大粪也倒进去。敌人硬着头皮净水继续喝。老大爷看着摇头，剪下一把碎头发撒进井里，谁也淘不干净。 到了次年七月二十一日，芝兰和岔口的据点撑不住，被自己人炸掉，日军狼狈撤走。延安听到消息，毛主席立刻发电报，让各地学八分区那样“挤小敌人，打出威风”。芝兰人后来把那口井盖起来，留作纪念。 抗战结束后，华国锋又跟着部队往南走。 一九四九年在盂县集训时认识韩芝俊，这个女孩从小站岗送信，十四岁入党，文艺演出扮男角都能镇住台。穷日子里，她穿一双单鞋，春寒时把裤腿用绳子扎住挡风。 结婚时没酒席没排场，拍了一张合影，周围人挤成一圈，倒是真心。 同年六月，华国锋南下湖南湘阴做县委书记。一九五〇年生下长子苏华，后来又添一子两女。他常年在乡下转，回家次数寥寥。偶尔推开房门，会把孩子的手抓在掌心里轻轻拍着，像是确认家还在眼前。 一九五一年调任湘潭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三十岁，脚踏烂山路，把全县村子走遍。 一九五五年七月，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长沙那天，他穿件有点旧的中山装，脚上圆口布鞋，汇报洞庭湖治血吸虫，慢条斯理不怯场。 毛主席问他几句，他都接得住。主席早听说湘潭来个北方大个子，把家乡的事办得稳当，这次见面更满意。照相时，主席站在他身边，图像后来被不少湖南干部藏了起来。 说真话的习惯，是他一路上树起来的名声。 一九六三年汇报工作时，他直说人瘦了牛瘦了地瘦了，农具要五年恢复，耕牛得七到十年。还说彭德怀讲的是实话，凭什么写封信就成“集团”。这种直肠子让毛主席认下他：“华国锋是个老实人。”这句话后来被不少人反复提起。 但老实人也扛不住政治龙卷风。 就在这段时间，中央要湖南两派代表进京开会，点名让他一起到北京。 周恩来连打三次电话“要人”，最后半夜三点直接找广州军区詹才芳，语气不容商量。 压力层层压下，“工联”才把人送到机场。他临上飞机被逼着“表态”，只说“不能表态”，造反派干脆代笔写了一份声明，以他名义发表。 从北京回来后，他的命运开始拐向中央核心。 一九七〇年，他在湖南主持农业科技大会，点名袁隆平坐主席台。 第二年袁隆平到海南育种，拿到第一代杂交种子。 一九七四年湖南试种二十多亩，亩产六百五十多公斤。推广遇阻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收到湖南农科院陈洪新写来的四页信，当天就叫农林部领导来听汇报，两个小时后拍板：中央拨一百五十万元支持推广，给广东配十五辆车专运种子，又要求在广州开十三省区推广会议。袁隆平后来讲起这事，语气里都是感激。 而真正把他推向权力顶端的，是一九七一年夏天。 八月二十五日，他奉召到武汉，晚上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看他胸前别着像章，随口来一句：“不要戴了，万岁讨嫌，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屁话。”接着听他讲农业，听了一小时，说他满脑子农事，自己满脑子路线斗争，转手点他兼任广州军区政委，要他“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临上南昌前，毛主席对他说：“回北京，只对总理一个人讲。” 华国锋把谈话记录整好，交给周恩来，又在会议厅详细讲了一遍。四十小时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周恩来从那晚开始，更信任这个不抢镜、办事稳的干部。 一九七三年，他坐上十大主席台第一排。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逝世，毛主席提名他任国务院总理。四月七日，又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两道任命，让沉着了几十年的那句评价，像被风重新掀开：“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