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62年的台湾新竹，医院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梅贻琦躺在病床上，身体消瘦得厉害。 床底下，那个跟随他多年的旧手提包静静地立着，皮革表面已经被磨得发亮。 这位当了十七年清华大学校长、又在新竹创办清华的老人，最后的医药费是学生们凑齐的。 没人想得到，这位曾掌管巨额基金的人，会清贫到这个地步。 他走之后，人们整理遗物时打开了那个手提包。 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摞泛黄的账本。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数字，从1931年到1948年，清华基金的每一笔进出都清清楚楚。 梅贻琦的夫人看到这些账本，眼泪就落下来了。 她比谁都清楚，丈夫这一辈子，心里只装着“清华”两个字。 时间倒回1931年。 那时的清华园，因为有一笔庚子赔款建立的基金，是公认的“阔学校”。 四十二岁的梅贻琦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上校长的。 别人觉得他接了个“金饭碗”，可他自己不这么想。 他总说，大学好不好，不看楼高不高，要看有没有好老师。 他把学校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在请名师上，陈寅恪、赵元任这些顶尖学者都被他请来了。 他自己呢，常年就穿一件半旧的长衫，走在校园里像个普通教书先生。 好日子没过几年，战争就来了。 1937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开始往南边搬，最后在云南昆明安顿下来，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梅贻琦成了联大的实际当家人。 这个时候，学校最头疼的事就是没钱——原来的基金被冻结了，政府给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用。 昆明的日子苦得很。 教授们的工资少得可怜，连饭都吃不饱。 闻一多这样的大学者，不得不上街摆摊刻印章赚钱。 华罗庚一家挤在农民的牛棚楼上，点着油灯做研究。 学生们住的、上课的房子，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茅草屋，一下雨就漏水。 梅贻琦把校长的所有特殊待遇都取消了，跟大家一起过苦日子。 最困难的时候，他家也揭不开锅了。 他的夫人韩咏华学会了做一种米粉糕，取名“定胜糕”，拿到街上去卖。 梅贻琦下班后，就默默地走到摊子后面帮忙。 这位大学校长和夫人一起卖糕点的身影，成了昆明街头上让人心酸又敬佩的景象。 就是在这样的茅草屋里，西南联大创造了奇迹。 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最穷大学”，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百多位院士。 梅贻琦用最少的钱，办出了最好的教育。 1948年，时局又变了。 梅贻琦做了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他离开北平，并且带走了清华基金的管理权。 很多人骂他，说他卷走了清华的钱。 但梅贻琦心里有他的坚持：他得为清华保住这笔钱，不能让它在战火中消失，也不能让别人乱用。 他先到了美国，守着那笔巨款，自己却过着清苦的日子。 有人劝他，世道这么乱，何必这么死心眼。 他不听，还是老样子，一分钱都不乱动。 后来他去了台湾，用这笔钱的利息，在新竹的荒坡上建起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后来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 在台湾，他仍然不领工资，靠以前的积蓄生活。 身边人看不下去，悄悄在账本上记了一笔“文具费”，每月给他三十块钱买茶叶。 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学校上，新竹清华的楼一幢幢盖起来，他自己的家却始终简朴。 长年的劳累和清苦，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 他病倒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位管了一辈子钱的老人，竟然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他走后，人们看到手提包里的账本才明白，他不是没钱，他是把所有的钱，都干干净净地留给了清华。 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那个地方现在叫“梅园”。 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却给中国教育留下了两座清华校园，留下了一个关于“守门人”的故事。 那个旧手提包和里面的账本，如今安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告诉每一个来看的人： 曾经有这样一个人，用一生的清贫，守住了千金不换的诚信。 主要信源：（清华大学——“寡言君子”梅贻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