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9岁的吴晓丽在沈阳被判处死刑，在枪决前，她突然高喊一个要求，让公安机关震惊不已，经过慎重考虑后，最终同意了她的要求…… “我不怕死，但求你们验明我的清白之身！不把这事说清楚，我死不瞑目！”这句话像一声惊雷，在寂静的刑场上炸开，在场的公安人员全都愣住了。 她不要减刑，不求活命，就要这两字——清白。 其实吴晓丽是沈阳农村姑娘，家里穷，还重男轻女，书刚念到初中，父母一句“女娃读书没用”，直接把她撵去城里当学徒，说是学手艺，实际上就是少一张吃饭的嘴，多一个打工的工具人。 进城后，她在小铺子里干活，打扫、端茶、学手艺，样样不落，心里还盘算着：熬几年学成了，就能靠自己站住脚，可她命不在自己手里，而在“师傅”的眼睛里。 老板一开始装正经，后来话越来越脏，手越来越不老实，借着“教活儿”搂搂抱抱，嘴上占便宜，手上也不老实，她又怕丢了工作，又怕名声坏了，只能躲，只能忍。 真正把她逼疯的是那一回，老板娘回娘家，铺子只剩两个人，老板喝了酒扑上去，她拼了命反抗，抓起工具砸伤他才跑掉。 结果第二天风向就变了——恶人先告状，说是她勾引不成翻脸，自己才是受害者。 老板娘为了家门脸面，直接站在丈夫那边，拉着人当街骂她“狐狸精”，一脚把她踢出店门，流言很快从镇上飘回老家：这闺女在外面不正经，被人轰回来了。 父母不问一句，只会打骂，骂她丢人，骂她给家里抹黑。 工作没了，家回不去，村里人指指点点，一个小姑娘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过一次，没人听她解释，没人愿意信她冤，委屈、耻辱、愤怒，日复一日地压着，最后只剩一句扭曲的逻辑：你们毁我名声，我就毁你们最宝贝的东西。 于是她盯上了老板年幼的儿子，那天，她拿着糖，把小男孩从路上哄走，骗到僻静地方，掏出提前准备好的钝器，一下下砸下去，孩子当场身亡，这一锤，也把她自己砸上了刑场的路。 做完之后，她没有逃，自己走进公安局，把经过说得清清楚楚。 法院审案时，故意杀人、对象年幼、手段直接，证据齐全，社会反应极差，死刑是唯一结局，她不申诉，不求饶，对“杀人偿命”这件事，她认。 她唯一不服的，是那顶“不要脸”“勾引人”的帽子，所以到了刑场，她才会突然拼命喊出那个要求——请法医验身，证明自己是不是完璧，把结果告诉父母，她知道判决改不了，只想在死前，把这口冤气咽下去。 公安一开始也愣住了，但这是临刑犯最后的合理请求，只能紧急请示，最后同意验身，法医检查后出具结论：她是干净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当年那句“勾引老板”，从源头就是造谣。 这份证明，对法律没有任何影响，枪决照样执行，但对她来说，起码有了一个写在纸上的交代——她在那件事上没有撒谎，她听完结果，终于掉下眼泪，然后平静地转身，等着最后那一声枪响。 吴晓丽的罪，罪在亲手杀了一个无辜孩子，这一点不能洗，可把她简单当成“恶女”，又显得太轻飘——她先是被骚扰的受害者，又被流言淹没，被家人抛弃，最后才成了拿别人孩子出气的凶手。 一条命走偏，前面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连串的冷漠、偏见和缺位。 最唏嘘的，是那张“清白报告”，它本该出现在她第一次求助、第一次喊冤的时候，而不是出现在枪声前几分钟，一个本应该去控告骚扰的女孩，最后只能靠验身给自己正名，这才是整件事最刺眼的地方。 吴晓丽该为杀人负责，这没话说；但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该为把人一步步逼到绝境负责。 1991年刑场上的那一嗓子，不只是替她自己喊的，也是给后来人提个醒：在一个人彻底失控之前，家庭、社会和制度有太多机会可以把她拉回来——可一次都没做到，反而都是落井下石，只能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而最后才轮到法医在尸体前替她证明清白。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麻烦看官老爷们阅读后点赞关注，谢谢！ （个人观点，理性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