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刚结婚1年的潘虹，出轨了导演杨延晋。可杨延晋的妻子洪融不是省油的灯，她知道这件事后，大闹片场，把潘虹写给杨延晋的情书贴满了布告栏，并说道：“我要让她身败名裂！” 1979年的上海，初秋的梧桐叶刚染上浅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片场里，潘虹穿着戏服坐在导演监视器旁，手里捏着支钢笔，在剧本空白处写着什么。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脸上，25岁的年纪，眉眼间带着股倔强的清冷，正是《苦恼人的笑》里女主角该有的样子。 导演杨延晋站在镜头后，喊“停”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他走过来，指着剧本上的一句台词：“这里的情绪可以再收一点，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来的闷。”潘虹抬头看他，眼里闪着光——杨延晋总能精准地戳中她没说出口的想法，这种默契，是她在丈夫米家山那里从未感受过的。 米家山是厂里的美工，手巧，会给她做别致的发卡，却不懂她在镜头前的喜怒哀乐。结婚一年，两人的日子像杯温吞的白开水，她在片场熬到深夜，回家时他早已睡熟，桌上的饭菜凉透了，留着张“记得热一下”的字条。 而杨延晋不同。他会跟她聊表演到深夜，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到生活体验，甚至注意到她演哭戏时总爱抿一下嘴唇。收工后，他会塞给她本诗集，扉页上写着“送给潘虹同志，共勉”。那些藏在“同志”称呼下的欣赏，像藤蔓一样悄悄缠上潘虹的心。 他们开始写信。起初是讨论角色，后来渐渐掺杂了私语。潘虹在信里写“最近总失眠，想起你说的那句台词”，杨延晋回信“我也是，或许我们都太较真”。信纸是厂里发的稿纸，字迹却越来越潦草，有时墨水会洇开，像没藏住的心跳。潘虹把这些信藏在枕头下，每晚睡前看一眼，心里又甜又慌。 她没察觉，洪融已经注意到丈夫的变化。 洪融是杨延晋的同班同学，两人在厂子里是公认的模范夫妻，女儿都上小学了。可这阵子，杨延晋总说“改剧本”晚归，衬衫上偶尔沾着不属于她的香水味，枕头下还藏着陌生的信纸。女人的直觉像根细针，轻轻一挑，就露出了线头。 那天，洪融趁杨延晋洗澡，从他公文包里翻出了一沓信。信封上是潘虹的字迹，拆开一看，那些“共勉”的词句里，藏着的暧昧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手发抖。最让她心冷的是那句：“和你在一起，才觉得自己活着。” 第二天一早，洪融揣着信，径直闯进了《苦恼人的笑》片场。 那时潘虹正在化妆，油彩刚抹到一半。洪融“啪”地把信摔在化妆台上，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子：“潘虹，你看看你写的这些！”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停了手，片场瞬间安静下来，只有风扇“嗡嗡”地转着。 没等潘虹反应过来，洪融已经抓过信，转身往厂门口的布告栏跑。那里是全厂人看通知的地方，红底黑字的通告旁边，她踩着凳子，把信一封封贴上去，浆糊抹得又快又急，信纸边角翘起来，像只只折翅的鸟。 “大家都来看啊！”洪融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股豁出去的狠劲，“看看我们的大明星，是怎么勾引别人丈夫的！我要让她身败名裂！” 上班的工人围了过来，指指点点的声音像潮水般涌来。潘虹站在人群外，脸上的油彩被泪水冲得一道一道的，像幅被揉皱的画。她想上前撕，却被人拉住：“别去，越闹越难看。” 杨延晋赶来时，布告栏前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他想把洪融拉走，却被甩开：“杨延晋，你也别想躲！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这场风波像场台风，卷得厂里人仰马翻。潘虹成了众矢之的，走在路上总有人戳脊梁骨，说她“忘恩负义”“道德败坏”。米家山没吵没闹，只是平静地跟她办了离婚手续，说：“我祝你以后能找到真正懂你的人。” 《苦恼人的笑》最终还是上映了，潘虹的表演惊艳了观众，可她站在领奖台上，总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看。杨延晋后来跟洪融离了婚，却也没能跟她走到一起——那段被曝光的感情，像根刺，扎在三个人心里，拔不掉，也忘不了。 多年后，潘虹在自传里写：“1979年的秋天，我弄丢了自己。”字里行间没提名字，却能让人想起那个贴满信纸的布告栏，想起那个在风中发抖的年轻身影。或许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任何越界的感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那些代价，最终都成了岁月里抹不去的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