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名被脱光衣服的亚美尼亚少女，被钉在十字架暴晒的照片，看了让人痛心！ 她们的眼睛睁着，嘴巴微张，像是还在低声祈祷。 这张照片后来被传教士偷偷带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一家报纸上短暂出现过一次，又迅速被政治风暴吞噬。 没人记住她们的名字，只记住她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瞬间，她们不是耶稣，却像耶稣一样被牺牲，只是，这一次，人们连“为谁牺牲”的答案也模糊地避开了。 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记忆，从一开始就被刻意地“选择性遗忘”。 奥斯曼帝国在1915年发动这场系统性的种族清洗，不是偶然，也不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执行细节的灭绝行动。 这一年，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混乱不堪，帝国边界的崩溃、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家认同的焦虑感，让亚美尼亚人成为了替罪羊。 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都是二等公民，他们信仰基督教，语言文化与土耳其人截然不同，经济地位却常常优于穆斯林邻居。 到19世纪末，随着帝国开始衰落，民族问题激化，亚美尼亚人逐渐从“邻居”变成了“敌人”。 1894年到1896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曾策动大规模的屠杀，造成20万人的死亡，那只是个开始。 真正的灭绝开始于1915年4月24日，在伊斯坦布尔，超过20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政治领袖、文化名人被秘密逮捕，随后或被处决，或“失踪”。 这不是战场上的敌对行为，而是国家机器对一个民族的直接清除。 随后，一系列法律开始出台，其中最具“合法性”的，是《临时驱逐法》，又称《特西尔法》，字面上是“迁移”，实际操作是“送死”。 成年男性被集体枪杀，女性和儿童则被命令“迁徙”到叙利亚沙漠，没有食物，没有水，途中士兵可以随意掳掠、强暴、杀害。 这些“死亡行军”成为亚美尼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人类学家曾比喻说，这种迁徙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让人暴露在死亡的自然选择中。 它不是集中营式的屠杀，却更直接、更残酷。 而那8名少女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她们是从一支“迁徙队伍”中被挑出来的。 据后来的传教士记录，这些女孩大概在14到18岁之间，长得“过于美丽”，被奥斯曼士兵认定为“异教徒的耻辱”。 没人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死的，也没人知道她们的家人是否还活着。 传教士拍下了那张照片，冒着生命危险，他说：“她们不是为了宗教而殉道，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可以残忍到没有底线。” 这张照片后来成为审判奥斯曼战犯时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审判并没有持续太久。 战争结束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逃往德国，国际社会忙于处理战后重建，亚美尼亚的惨剧被搁置了。 更严重的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彻底否认了这场屠杀，他们说，那只是战争中的迁徙，是亚美尼亚人叛乱在先，是一场“互相伤害”的冲突。 但事实并非如此。据美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摩根索的回忆录，他明确指出：“这不是战争行为，而是灭绝政策。” 在他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如何被“出售”到军营、被迫改信伊斯兰，甚至被标记在脸上以示“身份改变”。 冷战时期，为了拉拢土耳其加入北约，西方国家刻意回避“屠杀”一词。 即使到了21世纪，很多国家在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时仍小心翼翼，生怕得罪这个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国家。 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陆续承认，土耳其的反应却是召回大使、冻结外交。 而在土耳其国内，关于这段历史的讨论一直是禁区，作家哈桑·杰马尔是奥斯曼帝国“屠杀设计者”之一塔拉特帕夏的孙子，他在书中写道：“我花了半生时间才承认，我的祖父是个杀人犯。” 这本书在土耳其引发轩然大波，不过也让更多人开始反思。 亚美尼亚人并没有忘记，每年的4月24日，在埃里温的纪念碑前，成千上万的人手持鲜花，悼念逝去的先人。 在美国、法国、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侨民社区，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记忆日”，他们穿着黑衣，在街头游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记住。 记忆是抵抗遗忘最有力的方式，那张照片，那8名少女，成为整个种族历史的象征。 不是每一段历史都能被完整记录，但有些记忆，哪怕模糊，也必须被保存。 从历史证据来看，亚美尼亚大屠杀不仅有外交文件、有目击者证词、还有大量照片和文字记录。 美国国家档案馆、德国外交部、英国情报局，都保存着相关文件，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我们是否承认”。 如今的纳卡冲突、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紧张局势，仍然回响着百年前的创伤。一个没有真正面对过去的地区，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和平。 承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让记忆不再被利用。 那8名少女没有名字，却有故事，她们的死，不该被遗忘，也不能被淡化，世界并不缺乏人性，缺的是面对人性崩塌时的勇气。 只要还有人记得那张照片，还在问“她们是谁”，那场屠杀就不会彻底被埋葬，而我们，离真正的文明，也就还不算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