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地下党钱英撤退时，不幸被捕，借口自己肚子疼，想上厕所，趁此机会，将身上一块怀表丢入草丛里，刚丢完就看到敌人来催促他来了。 这惊心动魄的几秒钟，发生在1932年初春的上海。天色灰蒙蒙的，街道上还飘着晨雾。钱瑛（注：史料记载多用“钱瑛”，为重要女性革命家）刚从一处秘密联络点出来，怀里揣着的文件还带着同志的体温。她警惕地环顾四周，正准备转入另一条弄堂，斜刺里突然冲出几个身影，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特务们早就盯上她了。 被捕那一刻，她脑子“嗡”的一声，但旋即冷静下来。她知道，自己被捕事小，若连累组织、暴露同志，那才是天大的灾难。她的目光飞速扫过自己全身——衣服里藏的文件已经处理掉，但手腕上那块怀表，却是个要命的隐患。这不是普通的表，表盖内侧，用极小的字刻着一个紧急联络密码的索引。这表一旦落入敌手，即使她一个字不说，敌人也有可能顺藤摸瓜。 特务推搡着她往囚车方向走。钱瑛迅速做出判断，硬拼和当众毁掉怀表都不可能，只会立刻招致更严密的搜查。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走着走着，她突然弯下腰，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神色，额头上瞬间冒出豆大的汗珠（这冷汗一半是急的，一半是硬憋出来的）。“长官……我……我肚子疼得厉害，怕是急症，要……要上厕所。”她声音虚弱，整个人几乎要蜷缩到地上。 押送的特务头子是个老手，狐疑地打量着她。眼前这个女人瘦瘦弱弱，脸色煞白，痛苦的表情不像是装的。他骂了句脏话，又怕真出了事麻烦，便示意一个手下跟着她去路边一处简陋的公共茅房。这是仅有的机会！进了茅房，钱瑛的心跳得像擂鼓。 门外的特务不耐烦地催促着。她迅速褪下怀表，紧紧攥在手心。茅房后墙有个不大的破窗洞，外面是一片杂乱无人打理的荒草丛。就在她假装整理衣物，将握着怀表的手伸出窗洞的刹那，脚步声逼近了，特务在拍门：“快点！磨蹭什么！” 没有时间瞄准，没有时间犹豫。她手指一松，那枚金色的怀表在空中划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弧线，悄无声息地没入茂密的草丛深处。几乎就在同时，茅房的门被“哐当”一声推开。特务探进头，正好看见钱瑛转过身，脸上依旧是那副痛苦的表情。 特务狐疑地扫视了一圈狭小的空间，除了污秽的坑位，什么也没有。“走！”他粗鲁地喝道。钱瑛捂着肚子，顺从地走了出去，那一刻，她悬着的心落下一半，后背却早已被冷汗浸透。 那块怀表，静静地躺在草丛的泥土与露水间，就像一个被按下的静音键，锁住了所有不该被听见的秘密。而钱瑛，则带着一种卸下最大包袱后的坦然，走向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她知道，更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在狱中，敌人对这个“嘴硬”的女人用尽酷刑。鞭打、电击、老虎凳……每一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但她心里有底了，最要命的证据已经销毁，她没有任何实物把柄落在敌人手里。 她咬定自己只是个普通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她的坚贞不屈，连一些狱卒私下都感到敬佩。后来，她又组织狱中同志进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待遇。正是在党组织多方营救和舆论压力下，1933年，钱瑛终于获释出狱。 当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出那扇阴森的铁门时，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心里第一个念头便是：那块表，应该还在那里吧？当然，她再也没有回去找过。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让它永远成为那个混乱年代里，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多年以后，当钱瑛同志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位高权重之时，不知她是否会偶尔想起1932年春天那个慌乱的清晨，想起那枚被她果断抛弃的金色怀表。那块表，像极了他们那代革命者不得不时常割舍的寻常人生：安稳、亲情、乃至生命。 他们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不得不将许多珍贵的东西，毫不犹豫地“丢进历史的草丛”。这种决绝背后，并非冷酷，而是极致信仰下的清醒与担当。正是无数个这般在电光火石间的“丢弃”，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最终汇聚成燎原之势。历史不会记住那块表，但会记住丢掉表的那个人，和千千万万像她一样，在至暗时刻依旧选择燃烧自己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人民日报》刊载的《纪念钱瑛同志》一文及权威党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