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把下乡的女知青肚子搞大，她回城后，我以为这事就了了。 那之后，

1975 年，我把下乡的女知青肚子搞大，她回城后，我以为这事就了了。 那之后，我照样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田里的蚂蚱蹦来蹦去。可心里头总悬着点什么，晚上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根底下蝈蝈叫，瞪着眼到半夜。我娘有回瞅见我发呆，嘟囔说：“魂儿丢啦？”我没吭声，低头扒拉碗里的粥。 大概过了两个月吧，那天晌午，我正在自留地里浇菜。日头毒得很，井水泼在土里嗞嗞冒白气。村会计隔着老远喊我，说公社有我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们村就大队部有一部电话，平时都是急事才用。我撂下水桶，脚上沾着泥就往大队部跑。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沙，说是她表哥。他说她回城后一直瞒着，后来肚子显了形，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她爹把她送到远房亲戚家待产，生了个闺女，但身体垮了，一直低烧。她表哥说：“她不让告诉你，是我偷看了她日记。她眼下在县医院，嘴里老含糊念你们村的名字。你要还有半点良心，就来一趟吧。” 我挂了电话，耳朵里嗡嗡响。墙上贴的旧报纸哗啦哗啦被风吹动一角。我回家把攒的二十块钱和几张粮票全揣上，跟我爹说去县城买农具。走到村口，赶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尘土扬起来，迷得人睁不开眼。 县医院走廊里一股子消毒水味儿。我找到病房，从门缝看见她躺在靠窗的床上，瘦得脱了形，眼睛望着天花板。我站了好一会儿，才推门进去。她看见我，愣了下，然后扯出个很淡的笑，说：“你怎么来了。”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床头柜上放着个搪瓷缸子，里头半杯水早就凉了。 我说，我都知道了。她摇摇头，说孩子送人了，一户好人家，在省城。她说：“你别惦记，都安排好了。”我们沉默了很久，窗外有棵老榆树，知了叫得撕心裂肺。临走，我把钱和粮票塞在她枕头底下，她手指动了动，没拒绝。我说：“你好好的。”她闭上眼，嗯了一声。 我坐最晚一班车回村。路上黑漆漆的，只有车灯照亮前面一小段坑洼的土路。后来，我再没她的消息。只是每年夏天，听到知了叫的时候，会愣一会儿神。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种，一茬一茬地收，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