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左宗棠到永州查案。晚上住客栈，得知永州总兵要强娶店主女儿，左宗棠打包票，替他解决。但到了那天，左宗棠连人影也不见。店主叹息：“一个住店的人，根本就指望不上。”女儿却对左宗棠感激不尽。 这一年，是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任职的关键时期。他虽仅为幕僚，却已经显露出独当一面的魄力与谋略。那晚，他从店主口中得知此事，默然无语，却连夜遣人急报巡抚衙门，安排亲兵埋伏，一切不动声色。 直到总兵人马登门，亲兵才在最紧要时刻现身喝止，事件方才落定。此事未在公牍中记录，却在地方士民口耳相传。 而这份沉着谋断，远非偶然。三年前，1856年，太平军再犯湖南，长沙局势告急。曾国藩在湘江以北部署防线，危机四伏，幕府中缺一位能决大事之人。 左宗棠未曾从军，却能通兵略，他建议曾国藩退守岳麓山，以长沙为重，不轻出援兵。他又提议调度粮饷从善化、湘潭集结，为地方团练设“士绅讲武堂”，以文人之力保卫家园。 长沙得保，左宗棠之名自此不再是书生，而是策士。 曾国藩私下里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道：“宗棠之谋，非吴下阿蒙。”长沙保卫战，也成了湘军日后兴起的起点。 左宗棠对国家之忧虑，并未止步湖南。到了1875年，新疆之乱日益剧烈。清廷派他主持军务，众人质疑：已年近六旬，如何经受西域风沙？ 他不答，回兰州后设粮台、整军械，自制地形图千里，调兵十万，暗中准备。刘锦棠为先遣，左宗棠亲定“分路进发、逐层包围”之策。 两年之后，阿古柏残部溃败，新疆南路重归清廷。 战后，朝中竟欲按李鸿章之议“以利换地”，让出伊犁。左宗棠拍案怒斥：“今日割一地，明日弃一省，何以对祖宗？” 光绪六年，他自带棺木，亲率数万大军抵达哈密示威，迫使沙俄重新谈判，换回伊犁。 若说永州一役是左宗棠仁义的体现，那新疆西征就是他战略胆识的巅峰。而在这中间的长沙保卫战，更是奠基他一生功业的起点。 三个阶段，不同身份，均是一贯的气节——不惧权贵、不惧强敌、不惧风沙。 永州客栈的店主或许终生未曾知晓那位客官后来的万里征战，但那夜的雪中送炭，是左宗棠人格的缩影。他不是口若悬河的“许诺者”，他是一位“先谋后动”的实干者。 他从未言胜，却始终能胜。他不曾许诺过什么，但他做到了许多人未敢做之事。 这便是左宗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