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那张任命下来时，郑洞国把文件放在桌上看了很久。水利部参事，不是带兵冲锋的职位，也不需要再去前线听枪声。 郑洞国却清楚，这份任命意味着另一种考验：郑洞国要在北京重新站稳，得用另一套规矩做事。郑洞国想带陈碧莲一起走，不是为了排场，而是郑洞国习惯家里有人说话，哪怕只是吃饭时多一双筷子。 陈碧莲拒绝北上那一刻，郑洞国没有拍桌子。郑洞国在军中多年，看惯了命令与服从，到了家里反而不愿硬压。 郑洞国只说了一句“郑洞国先走”，把行李收拾得很简单，留给上海的，只剩一串没说完的话。 北京的风硬，院子里的树也硬。郑洞国在水利部报到后，见到的是陌生的同事、陌生的会议方式。郑洞国并不怕陌生，郑洞国怕的是心里那根弦断了以后接不上。 郑洞国常常在夜里坐着，回想一件更早的事：1948年的长春。 那一年，郑洞国困在长春，城外战局一层层压过来。城内粮食紧张，部队情绪不稳，民众更是难捱。蒋介石方面催促郑洞国突围，电令来得急，字也硬。 郑洞国没有立刻照办，郑洞国叫来部下商议，会议一场接一场。郑洞国不是不想冲出去，郑洞国是不愿拿成千上万条命去赌一条路。 突围成功与否是一回事，突围之后留下什么局面又是另一回事。 到了1948年10月中旬，局势更乱。10月16日前后，外部压力不断加码。10月17日夜里，曾泽生部出现变化，长春局面开始松动。 10月19日，新七军放下武器，城里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郑洞国那几天几乎没怎么睡，郑洞国知道，每拖一小时，后果就多一分。 10月20日晚，郑洞国给蒋介石发出诀别电，文字不长，意思却重。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放下武器。郑洞国的军人生涯从那一刻起，彻底转向另一条路。 有人爱把这种选择说成轻飘飘的一句话，可郑洞国明白，那不是一句话能概括的事。郑洞国那时想得很实际：长春再耗下去，城内死的人会更多；硬拼到底，郑洞国也未必能保住任何东西。 时间往前推，郑洞国的性格早有迹可循。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参加过北伐，也经历过长城抗战。军旅里靠的是纪律与经验，郑洞国能走到高位，不全靠运气。 郑洞国带兵时讲规矩，也讲情面，部下愿意跟着郑洞国拼命，但郑洞国也常被人评价“太厚道”。这份厚道到了战局崩坏时，就变成了难处：郑洞国不愿用最狠的办法换最短的结果。 1952年以后，郑洞国在北京的身份又一次变化。郑洞国从水利部参事起步，后来进入政协体系，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也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在民革中央担任重要职务。郑洞国不再握枪，却仍旧要承担责任。 郑洞国在会场里讲话时语速不快，很多人说郑洞国像是在把一句话反复掂量，生怕说轻了，也怕说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