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屋里气氛一下僵了。刘伯承坐着没说话，眼疾反复发作，病痛压得他眉头紧皱，却没有退场。他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是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余天云。 这个名字他从未忘记过，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今天被重新搬上桌，讽刺而又沉重。 那时候是在长征刚会师之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文化差异大，作风也不一样。刘伯承奉命主持红军大学工作，余天云被送来学习。 他不满教学内容太死板，顶撞刘伯承，甚至闹出过一次打人的事。刘伯承没动怒，只是照章处理，后来余天云在一次江边执行任务中不幸坠水，尸骨无存。 从此成了压在刘伯承心头的一块石头。 但刘伯承也有话没说。早在1950年，他就奉命主持南京军事学院的组建。他从零开始，从教材到教学方法，再到组织结构，全靠摸索。 翻译苏军教材，是因为当时国内没有成体系的现代军事理论。他顶着压力搞系统化教学，还主动引入推演式训练。他不是不清楚脱离国情的问题，只是他更清楚当时军队的基础薄弱，苏军体系是个起点，不是终点。 这次批评不是突如其来。刘伯承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眼疾时，中央已通知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他明知道会议内容可能针对他，可还是坚持出席，哪怕眼睛疼得睁不开。 他觉得，军事教育出了问题，自己有责任。 更早些时候，1940年的“百团大战”，刘伯承作为129师师长，和彭德怀一起策划作战。他一再提醒彭德怀要注意兵力保存、节奏控制。 但彭德怀主张全面出击，战役后期敌人疯狂报复，晋察冀、太行根据地被严重破坏。那次分歧，刘伯承心里记得很清楚，可也从没在公开场合提过。 他信军事是门科学，不是单靠勇敢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会议结束那天，刘伯承一个人走出会场，连拐杖都没带。他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但心里却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今天挨这顿批，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未来军事教育的转型。 这点他和彭德怀没分歧。 刘伯承一生走得慢，却走得准，哪怕只有一只眼，也没有看错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