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张学良赞助给刘长春8000大洋，让他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连坐22天轮船远渡后，刘长春到了赛场才发现，其他运动员脚上都穿着跑鞋，只有自己的鞋是皮质。 1932年，是个什么光景？九一八事变刚过去不到一年，东北三省已经沦陷了。日本人扶持溥仪搞了个“伪满洲国”，这就好比强盗抢了你家房子，还非得让你承认这房子以后姓“日”。 日本人为了让这个伪政权看着像个正经国家，动起了歪脑筋。国际奥委会要开第十届奥运会了，日本人心想：要是能让“满洲国”派人去参加奥运会，那在国际上不就等于变相承认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吗？ 他们挑来挑去，看中了刘长春。 这小伙子当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那是真能跑。他在国内的运动会上，100米能跑出10秒8，这成绩放在当时的世界体坛，那也是能排上号的。日本人觉得这可是块金字招牌，于是就在报纸上大肆造谣，说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这一招太损了。 报纸一发，全国哗然。老百姓不知道真相啊，心想你个浓眉大眼的刘长春，居然要当汉奸？ 刘长春看到报纸肺都要气炸了。他当时其实已经逃出了日本人的控制圈，躲在北平。为了自证清白，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这话说的特别硬气，咱必须原样复述一遍： “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 这话一出，谣言是破了，但问题也来了。日本人说你代表伪满，你说你不代表。那最好的打脸方式是什么？就是你代表中华民国，堂堂正正地站在洛杉矶的跑道上。 但这事儿，难就难在“钱”和“权”上。 按理说，这是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政府该出面吧？ 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是急得团团转，赶紧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结果呢？得到的答复让人心寒至极。国民政府回话了：没钱，时间也来不及，这届就不去了。 那时候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人搞不抵抗政策，对这种国际体育赛事更是觉得无利可图。他们算了一笔账，派个十几人的代表团，得花十几万银元。这笔钱在当官的眼里是巨款，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哪怕是民间捐款搞个运动会都能筹到上百万，政府说拿不出十几万，纯粹就是借口。 官方不作为，民间急坏了。这时候，张学良站了出来。 当时张学良正在北平，虽然东北丢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支持体育和维护东北主权这事儿上，他确实没含糊。听说刘长春想去但没钱，张学良大手一挥，直接从自己腰包里掏了8000大洋。 张学良当时说了句话，大意是：这不仅仅是体育，这是告诉全世界，东北还是中国的东北。 就这样，在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刘长春终于成行了。 现在运动员去比赛，坐的是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还要倒时差、适应场地。 刘长春呢？他坐的是邮轮。 1932年7月8日，刘长春从上海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这一走，就是整整22天。 短跑需要的是爆发力，需要肌肉保持最佳的兴奋状态。但在船上，连个平稳的落脚地都没有，根本没法进行系统的训练。刘长春只能在甲板上做做简单的拉伸，或者趁着风浪小的时候慢跑两步。 更要命的是晕船。海浪一颠，人就吐得七荤八素，体能储备直线下降。还没到美国，刘长春的身体状态其实已经垮了一大半。这哪里是去比赛，这分明就是一场生理极限的求生。 这22天里，他不仅要在身体上对抗海浪，心理上还得背负着四万万同胞的期待。这种压力，根本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好不容易熬到了洛杉矶，下了船，刘长春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世界的参差”。 当刘长春站在赛场边，看着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时，他愣住了。美国人、欧洲人，人家穿着专业的运动服，脚上蹬着设计精良的钉鞋，那是专门为了抓地力、为了提速设计的工业产品。 再看看自己。 虽然在出发前，他也准备了装备，但受限于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和体育认知，他的行头显得格格不入。 人家背后是强大的工业流水线，是科学的训练体系，是充沛的后勤保障。刘长春背后有什么？只有一个支离破碎的祖国，一个对他不闻不问的政府，和那8000块私人赞助的大洋。 在那个瞬间，那双鞋仿佛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农业国的青年，试图凭一己之躯，去追赶在这个工业化世界上领跑的对手。 比赛的结果，其实在预料之中。 因为海上漂泊太久，体力大损，再加上没有适应性训练，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跑了11秒多，排在小组第五；200米预赛跑了22秒1，排在小组第四。 淘汰。连决赛的门槛都没摸到。 但是，咱们得看清这件事的本质。 当刘长春站在起跑线上的那一刻，当大会广播喊出“China”这个词的时候，日本人的阴谋就已经彻底破产了。全世界都看到了，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是刘长春，是中华民国的选手，而不是什么伪满洲国的傀儡。 他在赛道上奔跑的每一米，都是在向世界宣告中国的主权。 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为没钱买回程船票，一度陷入困境，最后还是靠当地华侨的捐助才得以回国。
